在民進黨中央前抗議的婦運團體，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有耐心的抗爭者，畢竟她們等到最後一刻公布的6位次長，確定果然沒有一位是女性，這時她們才敢痛心的領悟，「一位女總統的出現，不必然等同於整個社會女性地位的提升」。
同時，她們也是最卑微的抗爭者，因為，未來女性閣員只佔所有閣員的10分之1，而根據聯合國2015年統計，全球平均是百分之17，台灣別說比不上歐美國家，甚至還比不上女權遭受壓抑的伊朗。無論是採用何種標準，台灣的數字都是不合格的。
當蔡英文或林全等相關人士回以「性別不重要，能力才重要」時，這是誤解而且傷害了追求兩性平權的理想，因為，婦運人士並不是在向新政府乞求女性保障名額，事實上，女性大學畢業生早就超過男性，女性在各項專業領域都有傑出人才，民進黨今年有多位女性在地方選舉中挑戰對手一舉成功，為何在重要的行政場域，卻只能成為點綴性作用，這大概不是一句能力有問題可以打發的。
進步的總統不應接受反動修辭
關鍵也許不是蔡英文的女性角色，而在於蔡英文及民進黨的進步理念是否堅實。否則，如英國前首相柴契爾雖是女性，卻對兩性平權政策缺乏興趣；同樣的，希拉蕊有望成為美國第一位女性總統，但民主黨初選過程中，她在年輕女性的支持度，卻遠低於74歲的白種男性桑德斯，關鍵也在於桑德斯比希拉蕊進步。
就以北歐國家強制民間企業董事會需要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女性為例，這是進步政策，當然也飽受反對者的批評，最強而有力的攻擊不在於此一政策未能改善企業經營績效，而在於這個政策事實上未改善女性的地位，真正的經營企業者仍然清一色是男性。
典型的反動修辭會高唱「無效論」，質疑這個政策只是徒勞無功，但是真正的進步者必然追根究底，不放過任何一個改善的可能，一個必要的追問是，如果安排女性從經營的基層工作逐步做起，也許比強制規定董事會名額，更能整體提昇女性的企業經營人才。一個進步的政府先找到癥結，然後才有更一步實踐的可能。
男女在企業頂端、甚至職場的平等，必然也和政府的育嬰政策有關；另一個例子是，北歐有最好的育嬰福利，但職場卻仍是清一色男性，有丹麥經濟學者研究，正因為北歐育嬰福利太好，因此女性年輕時通常會請育嬰假在家撫育小孩，而這時正是她們的男性對手馳騁職場時候，等女性終於投入職場時，當然追趕不及。
如果將此解讀為太好的福利反而害了婦女，那是典型的反動修辭中的「危害論」，任何的努力及政策不但徒勞無功，而且有害；但更進一步的追問是，政府也可以鼓勵男性休育嬰假，這樣徹底的平等，才可能真正改變男女不平等的處境。
女性閣員少是能力的問題 這是既得利益修辭
如果回到台灣的脈絡，面對只有10分之1女性閣員這樣的事實，如果輕描淡寫的以「能力」問題視之，這其實比反動修辭還糟，這是既得利益修辭，而且，連女性也身陷其中不自知，因為，如果不是昧於時代的現實，怎麼可能接受，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內閣找不到比10分之1更多的女性人才。
女性政治人才的培育並不難，一位女性總統至少可以證明一件事，女性總有一天可以打破政治的玻璃屋頂，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是不分男女都可行的，如果台灣真的如此缺女性人才，未來的蔡英文政府至少有權力及能力去培養，比較怕的是，新政府被偏見所蒙蔽，對女性人才視而不見，那才是無藥可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