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都在關注台灣,台灣民主往何處去?在此期間,遠在北非的埃及,法庭宣判了五百二十九名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死刑,國際社會受到的震撼仍未消失,怎知現在法庭又開始審訊另一批兄弟會成員,人數高達六百多人,他們全是前總統穆爾西的支持者。大家都在密切關注,今次會否再添死囚,一再打破歷史紀錄?
辯護律師劄裡說:「本案將埃及的司法從實現公義的手段轉變成報復私器,該判決恐在埃及法庭史及全球史上,皆屬空前。」
事實上,埃及法庭已經變得非常政治化,明顯淪為政治打手。上次整個審訊只花上兩天便可有判決,並且有四百人缺席受審,其餘大部份人都未能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證據亦貧乏。法官就這樣「一錘定音」,視獨立司法如無物。
這反映著埃及的世俗派與宗教派和解無望,社會陷入復仇的惡性循環之中。
埃及一開始進入民主的轉型期,走了一、兩步便威權回歸,陷入報復與仇殺,究竟哪裡出了錯?這令我們不得不思索,在轉型期中所出現的陷阱,而對香港及台灣亦不無啟示。
埃及人民於2011年借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之勢,也發動了一場浩浩蕩蕩的抗爭行動,推翻超過半世紀的軍人獨裁統治,開拓通往民主之路。歷史給與了埃及一個機遇,怎知這個機遇卻沒有開花結果,令人情何以堪!
埃及軍方頭目塞西將軍宣佈參與下月舉行的總統大選,出奇地他深受不少民眾支持。我於前年在埃及採訪時,發覺老百姓面對不停的示威抗議和社會爭拗,早生厭倦。有一位退休教師更坦言告訴我,他們不是追求民主,民主,是外界對他們的期許,他們只希望生活好過一點。他相信唯有軍方才可為社會帶來安定,他支持軍方回歸。
我聽後,實不無傷感。埃及民主轉型運轉不過來,人們心生疑惑,壞民主是否不如好權威?想不到,阿拉伯之春不是由埃及開始,但卻死在埃及。
這令我想到,當年美國革命之父富蘭克林在結朿制憲會議後,有美國老百姓問他:我們現在是共和國還是君主國?富蘭克林回說:當然是一個共和國,如果你們可以保住它的話。
民主漫漫長路,保得住它必須避免掉進轉型陷阱。
甚麼叫轉型陷阱?這意指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很容易逐步邁向某種既得利益格局,阻止民主進一步深化,只在意於如何定型化一些有利於既得利益的過渡性體制因素,結果形成非驢非馬的「混合型體制」,權力和市場結盟,導致經濟政治扭曲發展,社會問題不斷積壓。
換然之,在轉型期的道路上,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來,甚至逆轉,無法向前行。
烏克蘭是個典型例子。事實上,有不少新興民主國家正陷於民主轉型的困境,不是既得的政經利益擋住去路,便是各種力量不妥協、不認輸,社會無法凝聚改革的共識,並且產生秩序亂象,令民主無所作為。當人民逐漸失去轉型的政治動力,便會出現回歸威權時代的危險。
在中東地區,埃及和其他後革命的中東國家,現在所面對的民主改革轉型死結,由於當中還夾著宗教因素和地緣政治,令死結更難解開。換言之,社會結構愈複雜,轉型愈艱難。
此外,若民主轉型過程裡無法達至經濟正義,貧富差距不僅愈拉愈大,貧富更遭固定化,滋生絕望情緒,階級和族群之間的對立上漲。在這情況下,只有以公平正義才會取回大眾對民主的信心,避免脆弱的民主政治墮入深淵。
不過,族群和宗教教派的矛盾,更是民主轉型一個大陷阱,唯有建立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強化公民身份,這樣才有望化解衝突。除中東國家外,緬甸不也正是面對這樣的處境嗎?!
說到底,政治精英以至公民社會的民主素養、憲法與制度設計能否鞏固民主發展,對轉型中的新興國家,起著關鍵作用。民主政治,畢竟是鬥爭的藝術,也是妥協的藝術,切忌自以為是,窒息民主的空間。
*作者為香港獨立新聞工作者,亞洲知名戰地女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