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主導證據選擇及分析
談一國兩制的前提是兩岸和平共處， 不要戰爭。 不過，由於我説了一句： 兩岸武裝衝突的可能性日增 （沒有説馬上發生）。我一位好友批評我：低估了習近平的智慧，耐心， 和對中國終將統一台灣的長遠歷史性自信。他的意思是：中共正全力研發科技，發展經濟，對外是 「一帶一路」， 忙於中美貿易戰，時間長的很，不會想到對台灣動武。台灣的輿論界，也有許多類似意見。然後，有位我尊重的評論朋友說：多數的戰爭是許多偶然的事故， 最多是連鎖反應，很少始於預謀。意思是基於這種規律，必有某種引發點，事情因而大多早就有跡可循，大可不必杞人憂天。我也傾向認爲很可能 （也希望）他們是對的。歌舞昇平，的確無法想像潛在的戰亂。
不過，決策必須考慮 「不可能「；不嚴肅衡量 」不可能「， 保證 」不可能「 正確！然後，也有好像是有情資分析經驗的 「退役少將」，純粹以中共兵力及武器的數量及對比， 斷定中共 「一定」 會在2020年前後突襲。最後，大概是佔少數的意見認爲：只要美國一直保持强大，中共不敢自取滅亡與美國為台灣大幹一場。
總之，
1. 基於對戰亂的厭惡 （情緒），認爲中共一定不會動武；
2. 基於戰爭發生的 「原則」 （理論）（對理論的鍾愛），當成實況的寫照 （與認定所謂 「Thucydides Trap」 「定律」 就是事實 一樣）。
3. 基於統一的希望 （情緒）或軍人職業的偏見 （情緒）（軍人， 尤其是有些中共軍系，卻一輩子沒真正打過仗真是窩囊），認爲中共在七十年來無法解決台灣問題的挫折下 （情緒）， 一定會武攻台灣。
4. 中共恐懼 （情緒）美國。
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看，四種 「判斷」 都可能只是情緒主導，不可能正確的臆測。因爲， 四者都違反了國安判斷的基本要求：脫離實際證據 （或跟本沒有考慮證據）的判斷飛躍。
不過，我的訓練和工作不在天天跟蹤共軍的武器更新，人事， 演習，及佈防的動向， 所以不可能是對軍事情勢的立即判斷。我的興趣在對決策及判斷 （尤其是誤判）可能發生的各種不同思考。
大陸兩岸政策的歷史走向及變化
由於使用武力是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另一個選項，我們從過去七十年中共對臺政策的走向可以合理認爲：武裝衝突雖不至於在短期可見的將來發生，它發生的機遇隨著時間而增加。中共從 「一定要解放台灣」 的嚴冬時期，進入和平解決和一國兩制的初春時期，再進入江澤民與胡錦濤延續一國兩制兩岸和平發展， 可以説是盛夏時期。到了對臺的反分裂法注明：兩岸無限期拖延和平解決的時程， 作爲武力統一的考量之一，以及接下來在習近平時代日益緊縮的對臺政策， 我們看到的可能是：兩岸和平發展的情勢， 似乎是進入肅殺的秋末。堅持和平解決有可能會變成習慣性的 「損益分析」，而事實上是情感上日益挫折的口號。當然，這只是比喻。兩岸關係沒有一定由秋入冬的必然，我只是説明中共政策的歷史發展，也許顯示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比過去高。
兩岸關係完全沒有突發武裝衝突的可能？
如上所説，依據靜態的分析認爲一定會發生， 固然是沒有根據， 依感覺情緒認爲一定不會發生更是危險。隨便擧幾個例子也許可以矯正掉以輕心的 「第六感」。
1. 原本應該無事，卻因國内政局的需要 （例如爲了壓制反對勢力），對外鋌而走險。根據美國智庫分析， 鄧小平建議對越南動武，部分是這個原因 （對付凡是派）。我們必須時時注意大陸内部政局的動蕩。
2. 山雨欲來前的沉寂特別值得警惕。 歷史學家指出一個很好玩的現象：1941年德國在發動對蘇聯的突襲以前，據説希特勒及德國外交高層最怕接觸當時的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及蘇聯大使， 也許這是 「做賊心虛」 的反應。同時，蘇聯不但不信德國會攻打， 而且還提議與德意日共同瓜分歐亞及非洲大陸。德國一概不回應， 因爲對蘇聯的突襲已然是箭在弦上。我個人對中共就蔡英文總統願意談判的表示毫無回應不甚瞭然， 除了也許是情緒不堪的反應之外， 難道另有玄機？
3.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有幾個報告，分析中共可能武攻的不同方式。 其中有以飛彈威脅阻止美軍介入臺海之外，有對外島突襲，期待美國介入斡旋； 或在美軍能夠反應之前，速戰速決，到時美國只能徒呼負負。這是毫無把握的希望，卻是動手方屢見不鮮， 過度自信，輕視不可預見的困難的誤判。很多英國人勇赴一次大戰前綫， 一片樂觀，認為戰爭會很快結束。 完全沒有料到死傷幾百萬人的拉鋸戰。埃、以 「贖罪日」 戰爭，埃及也知道突襲雖可能贏得暫時的成果，最後可能不支， 希望列强最後會介入。幸虧最後的確介入。（題外話：在戰爭過程，以色列雖是强悍，美國基辛格不准以方動用核子戰術武器，不准以軍消滅被完全被包圍的埃及第三軍。以色列首相只得擔保不會發生。這就是台灣一些教義派腦中幻想的有所謂「主權獨立， 最高， 排他」 的實際）。
4. 中共 「速戰速決」 的想法當然可能只是誤判。1979年中越邊界衝突，鄧小平認爲解放軍雖不是狀況最佳，越南人不僅忘恩負義，大概不是解放軍的對手，戰爭很快能夠結束。結果事與願違，解放軍損失慘重，攻擊也不順利。不過， 鄧小平不愧是務實的大戰略家，及時抽回軍隊， 結束戰爭。
事後看來極爲不可思議的許多軍事大突襲
歷史上其實很多事後看起來不該沒有察覺的突襲， 例如：
二次大戰德國進攻當時的蘇聯有極多情資早有預告 (譬如，前綫軍力軍需急增；大量軍隊調入做爲進攻側翼的芬蘭) 。但莫斯科高層 （尤其是出名狡猾的斯大林）希望而且相信德國會打英國， 不找蘇聯麻煩。所以， 一概把預警視爲 「挑釁」。連戰爭發生了還以爲是謊報。
日本偷襲珍珠港完全在美國沒有軍事挑釁之下的預謀。作爲決定性人物的海軍元帥山本認爲：爲了去除對日本南進政策的阻礙， 雖然日本國力也許不如美國，只要對美國心臟給予致命的一擊，打擊美國士氣，至少有兩年美國恢復不過來。 在兩年之年， 日本占領了東南亞，掌握日本需要的資源， 再來與美國談判。事實證明山本錯估美國人的情感和決心，突襲的決定完全建立在主觀願望的幻想之上。美國則認爲日本南進或許會在菲律賓製造事端， 萬萬沒想到日本的目標是美國太平洋艦隊總部的夏威夷。消息傳來還認爲有誤，不是珍珠港， 而該是菲律賓。
在1973年10月的埃及--以色列的 猶太 「贖罪日「 戰爭， 埃及蓄意已久。以色列甚至在1972年就取得埃及的作戰方案。1973年以色列國防部長又要求軍情局研判埃及發動突襲的可能性， 答案都是斬釘截鐵的否定。甚至到了戰爭一個星期前，以色列在埃及最高級的間諜 （前總統納薩的女婿）告訴以色列軍情頭子突襲在即，軍情局還是認爲不可能 （因爲以前給過不實情報）。前三天蘇聯緊急撤僑，以色列認爲是兩國關係惡化。24小時之前， 前綫報來埃及在運河對岸集結大量兵力。軍情局還是認爲突襲的可能性很低，因爲軍情局一向認爲前綫的觀察情報可信度最低。最後内閣爲了預防，下令部分動員，但一切都已太遲。
國安認識及決策的許多盲點
軍事判斷不能以為完全是理性的損益分析 （賽局理論是最受崇拜的危險工具），要對情緒感性在決斷過程中無所不在的作用，給予一定的注意。
台灣絕大多數政治人物及一般民衆強調維持兩岸和平關係 ，這種願景和希望當然是對的。問題是國安判斷時常發生以情緒的希望判斷實況，也因此需要極端注意不能和不要以情緒污染的影像， 當成真正的實況，從而行動或不行動。問題是：政治人物，一般民衆，國安專業的判斷有時相互矛盾， 目標不同。政治人物有自己的希望，野心，歷史感，常常設法吻合一般民衆的希望和感受。有專家分析二戰的英國海軍情報署的經驗，發現國安專業常常必須對抗政治人物的妄想。國安專業固然有時看老闆行事 （投上所好； 團隊意識），也會受到自己感情的左右，但專業的要求是他們要實事求是， 看證據講話。
國安的判斷及決策又受到至少是決策人的個性，決策過程， 及情資來源的扭曲。例如，上面提到的埃及--以色列 「贖罪日」 戰爭裏， 兩個以色列軍方研判埃及動向最爲關鍵的決策人物， 雖然絕頂聰明和能幹，卻一向鄙視埃及軍隊的能力和決心 （情緒），帶有威權人格的過度自信 ， 喜歡簡單確定的結論 （人格特質）。他們從頭認定埃及沒有能力在可以預見將來發動戰爭，這個先入為主的偏見及結論， 影響他們排除埃及突襲前不斷呈現的相反證據和評估 （證據評估過程）。加上他們對某些情資來源的可信度 （尤其是相反意見）給與非常低的地位，不知道國安誤判的情資來源最大·的源頭是自己。
軍系決策者尤其帶有盲動的傾向。他們一般對戰爭的困難和風險掉以輕心，過分自信取勝的機律和快速，對戰爭的殘酷的切身感受較低。美國總統甘迺迪曾在古巴危機時對手癢而一味求戰的軍事將領説過：老人決定打仗，卻只有年輕人去送死。越戰中， 美空軍總司令李梅極力主張用核子武器把北越炸囘窯洞時代。畢竟斯大林說過：死一個人是悲劇，十個師被消滅， 只是統計數字！（大意）。所以有專家主張： 國安判斷必須由文人領導參與，二次大戰英國海軍部情報判斷做得最好的是由民間抽調的律師， 銀行家，學者，股票經紀人等。
克服兩岸關係國安判斷的盲點
根據以上的討論， 以下簡單做幾個總結：
認識和挑戰 （尤其是沒有明説的）前提假設：例如認爲越南軍隊不堪一擊；阿拉伯人不敢挑釁 （台灣的國軍像豆腐做的？）。
2. 嚴肅鼓勵和對待不同意見 ：這是避免固執己見的唯一方法。（喜歡 「統一思想」 的決策者， 不錯也難）。
3. 實事求是，不從理論出發， 不要盲從 「原則」 「定理」 （好學生讀書養成的壞習慣）。
4. 開放心態， 接受不斷更新的專業信息 （不要過早形成難於改變的確信）。
5. 刻意混合不同背景的分析 （所以有專家認為非專業平民常有重要的不同視角）
總之，中共會不會突襲，永遠必須是一個開放的議題，不能以主觀的情緒判斷， 希望或不希望它發生，從而認定它會不會發生， 而是不斷檢驗依據專業證據及時的判斷。
＊作者是哈佛法學博士、前陸委會諮詢詢委員，目前為律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