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同時出現兩個有趣的數據：中國大學畢業生起薪減少16%，連續2年減少了；而勞動部新公布的台灣大學畢業生起薪則突破28k，號稱是「史上最高」。這讓人想到是否台灣要突破低薪困境的時候來到了？
答案應該是：更有希望，但未必達到─更可能的結果是達不到！
大學應屆畢業生起薪，中國減少16%而台灣創新高
上周彭博新聞引述人力資源網站智聯招聘的統計指出，今年中國大學應屆畢業生月薪連續第二年下滑，減少16%至人民幣4,014元（約新台幣18,046元）。起薪大降當然讓畢業生的期望薪資和實際薪資差距不斷擴大，調查顯示有35.5%畢業生因薪資不符預期而回絕工作。
而根據勞動部新公布數據，職場新鮮人起薪平均為26723元，較104年上升1.88％，平均值為近10年新高；而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則可達28116元，這個數字終於超越17年前的28016元，也是「史上新高」──只是17年後名目起薪增100元，實在談不上光釆高興。
不過，要注意的是勞動部的數據是去年7月的職場新鮮人起薪數據，而且是名目薪資數字；如果是考慮通膨因素後計算實質薪資，實質薪資還是倒退。
但不論如何，兩岸同樣拿名目薪資比較的起薪水，顯然是越來越接近。
台灣低薪因素：外部拖累與投資不足
台灣陷入17年的低薪困境，各種說法非常多，而且可能看法完全相反─例如有人認為是因為兩岸經貿往來開放不夠快又不夠大，讓台灣未分享中國經濟紅利而導致經濟與投資弱化；但也有人認為就是因為兩岸經貿往來才讓台灣的投資出走、薪資被拖累。
不過，撇開政策探討不談，單以直接原因看，最大也最重要的大概是兩大因素：內部因素是投資太少，外部因素是「要素所得均衡化因素」。
台灣在2000年之前，超額儲蓄率大體上只有2-5%左右，但之後就不斷上升，甚至上升到兩位數；2009年之後每年超額儲蓄超過1兆，近年上升到2兆甚至向3兆元邁進，超額儲蓄率（儲蓄率減去投資率）創近29年來新高。對應的則是薪資停滯，台灣的薪資水準大致是從1991年後成長率走緩，但猶能保持3-5%的成長；但2001年開始就陷入停滯。兩者從高點到走緩再到停滯，時間上算是吻合。
外部因素的「要素所得均衡化」主要是指有往來的經濟體之間，生產要素價格會可透過要素的移動或商品的移動，造成其價格的均等化。人力也是生產要素，其價格就是薪資。中國改革開放加入資本主義體系，加上兩岸經貿往來、全球化等因素，兩岸其實也受這個「要素所得均衡化」力量的牽引；除非台灣的產業與人力直接跳上另一個層級，否則薪資就難增長，因為中國的低薪資在後面拉著。而受影響者不僅台灣而已，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先進國家，基層勞工實質薪資也是停滯十多年難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