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恆君觀點：抗疫與民粹擠壓下的中國基督教

中國在第二波疫情的影響下迎來了牛年春節。政府一方面號召民眾就地過年，控制春運往返與節日聚餐人數；一方面以國務院發布的「六不准」條文，禁止地方政府在返鄉防疫工作中實施「層層加碼」、「一刀切」等粗暴方式。因疫情爆發而封鎖34天的石家莊火車站也終在春節前夕迎來了重新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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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暫停」屬於當前較為獨特的抗疫現象，折射了中國社會復雜的宗教現狀。其導火線，首先在於與抗疫敘事相交織的、民間輿論與官方治理之間的張力。

自一月初河北省爆發第二波疫情以來，互聯網上廣泛傳播「歐美神父在石家莊藁城區小果莊傳教而帶來歐洲病毒」的虛假信息。石家莊天主教愛國會與教區隨即嚴正聲明，該區「並非天主教村」、「歐美神父來中國現在幾乎不可能」且需隔離檢疫等，但《健康時報》仍於1月7日通過「感染者參加活動」這一官方線索，追蹤報道出「除了婚宴與百歲宴，藁城區小果莊有一些信教的村民每周三、周五、周日會聚集在一個家庭裡進行宗教活動」。在民粹主義渲染之下，本是位列「婚宴」、「百歲宴」等平常聚會之後的「宗教活動」，頓時成為互聯網眾矢之的，迎來一場輿論界的暴風雨。

9日，石家莊疫情發布會再次聲明，「小果莊村信教村民都是基督徒」，「目前沒有證據表明疫情源頭和宗教聚集有直接關系」。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在隨後的河北省考察之中（1月15日至18日）雖也要求「暫停宗教場所、聚會點聚集性宗教活動」，但同時亦說明「這次疫情傳播源頭調查尚未取得突破」、要強化相關部門的合作。

與官方上述較為客觀審慎的表述形成鮮明對比，互聯網上針對西方基督宗教的批評熱潮洶湧不斷，內容不乏捕風捉影、重復拼湊。中國左派民間機構昆侖策研究院、左派民間網站烏有之鄉等先後發文登載《石家莊病例參加活動迷局：宗教何以席卷農村》、《精准扶貧的成果，正被外來宗教收割》等文章，引起網絡廣泛閱讀傳播。這些文章大多以農村地區基督宗教的傳播為重點，直斥其為「精神鴉片」、「向農村滲透」，以及「農村被天主教和基督教侵蝕」、「宗教勢力卷土重來」等，甚至指責基督教徒「危害社會主義制度」。

隨著各地宗教界「雙暫停」的陸續實施與傳統春節民俗氣氛的上揚，這一切紛爭仿佛也被按下了一道無聲無息的暫停鍵。與官方一遇疫情，隨即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緊急疫苗接種、以及鼓勵安撫民眾就地過年等強力防疫措施相比，宗教界面對「雙暫停」方式縱有微議，似乎也成為主流敘事之外可自動忽略的聲音。並且，由於在官方無神論意識形態國家，宗教事宜隸屬於「統一戰線」，尚未完全突破其依附性地位，在面對集體主義威權決策時，亦無從進行多角度抗辯，並自動在「家國同構」的文化傳統中被期望服從於「大局」。

但「雙暫停」從本質上來說，仍屬於特殊疫情之下暫時擱置爭辯的一種應急方式。其中種種撲簌不明的曖昧或膠著狀態，難掩當下宗教界及輿論界一些亂象及急需解決的問題。隨著傳統春節假期的結束及疫情的日趨正常化，此類問題引發的社會紛爭必將再次引起關注。

民粹與民族主義vs.基督教

首先，這場紛爭凸顯民粹與民族主義思潮之下，左翼主導的社會輿論對於宗教信仰、特別是西方基督信仰的排斥與對抗心理。

自80年代以來，中國宗教活動總體說來呈現持續有序的發展趨勢，其中基督宗教的發展甚至被外界稱為「復興的奇跡」。據中國政府2018年發布的宗教白皮書，中國有登記在冊的天主教教區98個、教堂及活動堂點6000余處，天主教徒約600萬人及教職人員約0.8萬人；基督教則有教堂和聚會點約6萬處，基督教徒3800多萬人與教職人員約5.7萬人。由於在官方數字之外，中國還存在大量處於「灰色地帶」的「家庭教會」（基督教）與「地下教會」（天主教），2020年《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引用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數據指出：「中國實際基督教徒應比官方數字多出2200萬左右。加上約1000萬-1200萬的天主教徒總數，中國的基督宗教信徒人數已超過法國（3800萬）與德國（4300萬）。」

面對基督宗教的迅速發展，此次批判文章中大多充斥著「西方宗教於（農村）各宗教信仰中一枝獨秀，而傳統道教、佛教總體狀況萎靡，民間秘聞等等也不如以前興盛」等表述，其心理失衡心態可見一斑。

而在其最終引發的「雙暫停」政策中，廟會等民俗活動由於結合傳統春節節日，在大部分地區並未全面禁止，這使得民間信仰得到相對寬松的活動空間。在中國，民間信仰因信眾較多卻又難以界定、且亦承載著廣泛的社會功能，因此也與正統宗教一並納入宗教白皮書。但其無論是在理論體系、神職人員還是組織管理等方面，均缺乏系統性與透明性，因此較易結合民間迷信、滋長民眾迷信心理。

以近年來在中國大陸、港台地區及梵蒂岡均引起注意的某種邪教為例，其常在傳單中迎合民間迷信崇拜心態，以「政府領導人士為上帝之子」等表述開首，結合似是而非的基督教理，以蒙蔽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層信眾。並且，其甚至於官方教堂或信眾之中散發傳單，與正統基督宗教爭奪教徒乃至牧者。在「雙暫停」的空窗期，由於廣大信徒對宗教活動倍生渴慕心理，或許較易為正邪難分、有意模糊教理邊界的邪教組織提供一定可乘之機。

並且，由於民間信仰在傳統上常與宗族勢力、地方自治力量等相結合，民眾動員閾值較低，因此歷史上常與正常的基層治理與基層基督宗教組織形成張力，也多次形成「打洋教」等教案的導火索。民間信仰與民粹民族主義相結合，無疑較易進一步形成針對「西方宗教」的霸凌話語，並滋長民眾仇外或對立心態。

抗疫敘事與宗教無知

以這次輿論風波為例：由於中國官方仍舊採用常見的言論管理方式，即對於左派民間輿論或民族主義輿論相對寬容，這使得民粹性言論在疫情敘事之下迅速發酵，並廣泛傳播仇恨情緒。而這場輿論的根本性試圖，仍在於以意識形態或「民族至上」等狹隘理念，否定或打擊宗教背後的民眾認同感。而中國天主信徒因在教義方面無法割舍與梵蒂岡的關系，且多分布在民間基層，掌握的話語權相對弱勢，因此而成為眾矢之的。

另一方面，這場紛爭也凸顯出當前中國社會關於宗教常識的普遍性混亂與缺失。這種常識性困乏持續至今，已使合法教會及正常宗教工作陷入被動局面。以這次互聯網紛爭為例，幾乎所有的民間輿論均無法區分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基本區別，更不了解其基本組織運作，以致把正常的基督教「以堂帶點」查經聚會污名化為「非法集會」。在政府針對「歐美神父帶來病毒」的傳聞進行避謠之後，民粹主義輿論卻隨即以「未成年人參加彌撒違背宗教法規」為由，轉為攻擊小果莊北部天主教堂的正常宗教活動，從而罔顧天主教徒家庭洗禮嬰兒、通過家庭血緣代際相傳的古老傳統。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此次輿情還直接劍指宗教官員與合法教會。從初始階段「石家莊市領導大意了」的指責，到中途要求宗教事務局局長辭職（因其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而未能阻止「宗教發展」），輿論最後立足於指責合法教會「沒有承擔起道義原則」、「沒有積極向外布道而轉化非法教會」。當這一切落幕於「雙暫停」的實施，反而使得嚴格依照宗教政策法規行事的合法教會最終淪落為替罪羊。面對此種局面，官方神職人員大多保持緘默，或以「一言難盡」表達感受。

自中國與梵蒂岡於2018年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以來，已有六名地下主教轉化為合法主教，部分主教在祝聖時公開表示將繼續「維護教會獨立性」。並且，各天主教會已普遍使用「普世教會」作為身份認知；北京、上海等天主教官方網絡也開辟「普世教會」、「聖座消息」、「教宗方濟各」等專題。但由於中國宗教政策總體說來強調與國情特點相融合、與黨的領導相適應, 合法教會仍然受到大學生群體、城市精英群體的質疑或不信任。

除卻服從於體制的微妙因素，部分地方宗教官員「寧左勿右」、爭搶風頭的盲目「唯上」心理，也導致出現一些違背宗教教義的笑話乃至誤解(如在教堂內組織唱紅歌等）。並且，雖然官方神職人員普遍接受過十年左右的系統神學教育（包括與其他宗教的理解與「共融」等），近年來亦在人權文化建設、社會公平和諧等方面努力作出典範，但因嚴格的宗教政策法規，仍然無法向「登記地點」之外的公共社會傳授正確教理知識。這種宗教界內外互不相通的局面，無法克服或消除公眾社會的各種混亂性認知。

而當宗教問題出現紛爭時，政府通常的做法是頒發法令或條文進行禁止而非疏通討論。以部分地區大學禁止聖誕活動為例，其主要是基於《宗教事務條例》關於教育與宗教的分離原則（第41、44條），針對大學裡近年來較為活躍的「非官方傳教活動」。但由於執行過程缺乏透明性闡釋，也缺乏社會討論環節，反而導致民粹主義的升級。譬如去年某大學宿舍管理員於感恩節以巧克力慰問學生，反而遭受到學生關於「過洋節」的舉報，並且這一舉報甚至得到學校肯定。此類過猶不及的民粹主義行為，進一步造成人們對正常宗教活動乃至宗教政策的誤會。

綜上所述，當前「雙暫停」政策及其背景紛爭充分顯示：中國的基督宗教信仰已面臨80年代持續發展而來的一個轉折性節點，其面臨著民間輿論認知、國家宗教政策以及政府治理能力之間的張力。如何突破這一困境、妥善處理民粹民族主義與普世宗教的關系，無論對中梵關系的進一步正常化而言，抑或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的本土化探索而言，均是一個值得重視、探討與持續性觀察的復雜問題。同時，這一問題無疑也塑造著公民社會關於「現代性」的氣質與認知。

＊作者呂恆君（Hangkun Strian）為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哲學博士、獨立學者，DVCS漢學學會會員。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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