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索爾坦之死後，手機的拍攝功能紀錄了全球各地的社會運動，從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的香港雨傘革命，還有多起美國警方針對黑人的執法過當行為，各種影像在手機間流傳，完整地不停重現事件始末（引發BLM的George Floyd一案的完整影片就長達9分鐘），一個地方的暴力行為因此能迅速在另一個地方的激起聲援與譴責的聲浪，然而於此同時，政府的監控手段也越發進步。
照片、影片、直播，科技讓這次緬甸抗爭不一樣
回到緬甸這個例子，當年8888起義的影像紀錄稀少得屈指可數，而且外界與緬甸國內的聯繫更是幾乎不可能。在沒有網路、沒有影音平台、沒有社群媒體的當年，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很容易遺忘緬甸，而且一忘就是一整個世代。
不過這次不一樣。儘管YouTube以違反服務規則的理由下架了緬甸軍方的頻道，民眾拍攝的影片依舊大量流傳，從照片到影片，乃至於線上直播，各種影像紀錄了抗爭的面貌。另一方面，各政府單位（如美國、聯合國）紛紛引用這些影像資料來呼籲人民的關注、甚至相關政策的改變。
紐約大學教授、《圖片的興起、世界的傾頹》（The Rise of the Image, the Fall of the Word，1998，中文書名為暫譯）一書作者史蒂芬斯（Mitchell Stephens）告訴《美聯社》：「我對這些充滿生氣的影像感到震驚，圖片中那些顏色、那些有力的能量，都非常特殊。」
史蒂芬斯針對來自緬甸的大量現場影像表示：「他們迫使我們回想起過去數十年，世界各地一場場失敗的民主運動，我不禁回想到阿拉伯之春、天安門事件等令人失望的悲劇。」
「拍攝」的民主化，能帶來政治的民主化嗎？
當然，這之間的差別除了在於黑白或彩色，更在於從事「拍攝」這個行為本身的變革：天安門事件那張震驚全球的坦克人照片，是攝影記者以當時最專業的攝影技術、在（安全無虞的）高處俯視照下的，唯有如此方得為那歷史一刻留下見證。而現今，我們人人都有了拍出高解析度照片的器材，攝影的角度也從俯視成為平視，從局外人的觀點變成局內人。科技的進步確實改變了抗爭的進行方式，抗爭戲碼得以變得更加多元，也在短時間內爭取到更多的關注，儘管同一時間政府的監控手段也越發細緻。
然而，所謂「科技的民主化」真的代表我們離民主更加靠近嗎？任教於富蘭克林與馬歇爾學院政府系的顏維婷告訴《美聯社》：「對於影像的民主化是否能夠或如何能夠向外界施壓，我相當懷疑。」「確實，（這些影像）提供了更靠近真相那種了解」，但是除此之外呢？或許沒有別的了。
顏維婷說：「在緬甸，最初那幾天非常令人驚艷，但接下來你看見恐怖的鎮壓。……同時，人們是善於遺忘的，他們忘記發生了什麼，然後當他們下次再次看見這些影像，他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情，於是只說『喔喔，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然後就去做別的事情了。”
2003年，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出版《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討論戰爭和攝影倫理，追問充斥在日常生活中的戰爭影像，究竟是有助於弭平戰爭，抑或是建構出一則戰爭神話。看見他人受苦，究竟是讓我們記取教訓，或是讓我們變得麻木？在2021年，打開手機三秒內就能看到數千公里以外的民主運動如何被暴力鎮壓，究竟是讓我們起身去做點什麼，抑或是發出一聲旁觀者的感嘆：「啊，世界就是如此」，然後繼續安穩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