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大陸的樣板劇中，抗日部隊的青天白日帽徽一定要被移除，親日部隊的青天白日一定要特別大，彰顯國民黨「通敵」的負面形象。
直到1986年《血戰台兒莊》在上映之前，國民政府與國軍一律是以負面形象出現在大陸的抗日神劇中。指控國軍貪汙無能、魚肉鄉民或者抗日不利都還算客氣了，因為國民黨軍人在毛澤東時代最常見的螢幕形象莫過於與日軍聯手打擊共產黨。從文革時代的樣板劇《沙家浜》，到改革開放初期的電影《一個美國飛行員》都是如此。
其中最有意思之處，在於中共在這些神劇中刻意拔掉了8路軍與新4軍等抗日部隊的青天白日帽徽，然後又刻意將忠義救國軍等「親日」武裝的青天白日徽放大，以向觀眾灌輸國民黨專門「勾結敵偽」的印象。雖然實際上，無論是效忠重慶國民政府、延安邊區政府還是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人，帽子上都有青天白日徽，因為中華民國在抗戰時是國共的最大公約數。
中共醜化國軍當然有其政治目的，無非是要合理化自己推翻國民政府的正當性，將中華民國打造成日本軍國主義的附庸或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等到日本、美國相繼與中共和解後，北京仍在《一個美國飛行員》中醜化忠義救國軍，甚至把忠義救國軍描繪成一群比日軍更狡猾投機的壞蛋，無非是為了抗議蔣經國拒絕回應鄧小平兩岸談判的訴求。
不過國軍到底有沒有與日軍合作反共呢？大概沒有人會質疑，中華民國政府在日本投降之初確實與日軍合作，阻止8路軍、新4軍搶佔華北與華東的淪陷區。後來有根本博、岡村寧次還有富田直亮等日軍將領擔任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共顧問，山西省主席閻錫山甚至直接將2,447名日軍編入自己的晉綏軍投入戡亂戰爭。
那麼在日本投降以前，對日抗戰尚未結束之際，究竟有沒有國軍與日軍聯手反共的紀錄呢？在大陸基本上已經被與「通敵者」劃上等號的忠義救國軍確實有暗通汪精衛政權和平建國軍的紀錄，可是直接與日軍合作的紀錄到目前為止還真沒給筆者查出來。不過這是否就意味著，除忠義救國軍之外其他的國軍部隊就完全沒有過通敵的「紀錄」呢？
「通敵」以雜牌軍居多
整體而言，接受蔣中正直接指揮的中央軍部隊，尤其是那些與蔣中正關係緊密的中央軍嫡系部隊不太可能與日軍相勾結。因為就如支那派遣軍最後一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將軍所言，日軍在華的首要殲滅目標就是蔣中正的黃埔系。只要黃埔系一被殲滅，中國的抗日力量就會自動瓦解，將大幅減輕日本的戰場壓力，從各個角度來看似乎日軍都沒有與黃埔系合作的必要。
與日軍合作的國軍，大多數屬於距離中央政府所在地重慶距離遙遠，無法接受中央政府指揮，且與蔣中正不同派系的雜牌軍，其中以前面提到的閻錫山晉綏軍、馮玉祥西北軍以及張學良的東北軍為大宗。他們選擇暗中與日軍聯手剿匪，無非是因為共軍勢力不斷壯大威脅到了自己的地盤，一切都是從生存的考量出發。
蔣中正固然反共，卻不允許雜牌部隊與日軍形成公開的盟友關係。駐紮在大西北地區的胡宗南部隊，長期以來被賦予的主要任務就是監控延安，可是在蔣中正得知閻錫山與日軍接觸的消息後，仍命令胡宗南密切關注閻錫山的動向。顯示蔣中正的頭腦相當清醒，沒有為了防止中共在淪陷區壯大就下令手下王牌部隊與日軍合作。
事實上包括忠義救國軍在內的部隊，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開始接受美國軍事援助，而美國的政策很簡單，就是一切美援物資應該優先投入於對日本的抵抗之中。既然連蘇聯都被視為美國的反法西斯盟友，中華民國自然不敢違反盟軍優先打擊軸心國的戰略政策。光是從聯合美國這個角度出發，蔣中正就不會蠢到在二戰打出一個勝負以前就和日軍攜手反共。
但這是否就表示，所有中央軍部隊都沒有在日本投降以前與日軍聯手反共呢？答案是有，但這些行動都不是經由蔣中正或者軍事委員會批准的合法軍事行動，多是在敵後遭到共軍、日軍還有和平建國軍三方包圍的中央部隊為了生存所採取的權宜之計。而且這類與日軍合作的中央軍部隊，同樣是與蔣中正關係較為遙遠的旁系部隊，比如由西北軍和江蘇保安團合併而成的陸軍第89軍。
曾經也是抗日勁旅
嚴格來講，由江蘇省主席韓德勤兼任首任軍長的陸軍第89軍曾經也是一個抗日勁旅，該軍成立於台兒莊戰役爆發前的1938年2月，下轄第33師與第117師師兩支主力部隊。第33師為1930年中原會戰後為中央收編的西北軍，而第117師師則為江蘇省保安團，是韓德勤的嫡系部隊。陸軍第89軍在江蘇省與安徽省邊區從事游擊作戰，曾從側面支援過徐州會戰還有武漢會戰的國軍主力。
也因為第89軍在抗戰初期表現得當，中央政府又在其編制下增加獨立第6旅的編制，使第89軍一度成為日軍的眼中釘、肉中刺。不過來自蘇北的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卻不認為第89軍是一支成功的抗日武裝，並非因為韓德勤消極抗日，而是在於第89軍一如其他地方的國民黨軍隊，沒有辦法處理與轄區內其他國民黨軍隊的派系問題。
所以在1940年10月的黃橋戰役中，中共得以離間魯蘇皖游擊總指揮李明揚、兩淮稅警團主任陳泰運與韓德勤的關係。等到韓德勤被徹底孤立後，新4軍再經由李明揚的防區對第89軍發起奇襲，徹底擊垮了這支蘇北的抗日主力。第89軍被打得潰不成軍，獨立第6旅旅長遭新4軍伏擊身亡，軍長李守維也在撤退途中不幸溺斃。
從此以後，韓德勤就與中共結下了樑子，陸軍第89軍也將主要交戰目標由原本的日軍轉為新4軍。在1941年1月爆發的新4軍事件中，第89軍也投入了這場國共軍事摩擦，以為黃橋戰役的失敗雪恥。於是新4軍在重建之後，亦不可避免的將第89軍視為欲除之而後快的頭號敵人看待。而新4軍想要消滅掉第89軍，首先就必須要得到日軍的配合。
1943年3月12日，日軍第17師團與獨立第12旅團利用第89軍主力開往安徽整補的機會，對江蘇省政府所在地淮安發動攻擊。時任新4軍第3師師長的張愛萍出面邀請韓德勤省主席，率領留在蘇北的獨立第6旅和保安第3縱隊一起進入新4軍第4師建立的「淮北抗日根據地」避難。韓德勤心想新4軍也是中國人，總不可能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攻擊自己人吧，便不疑有他接受了邀請。
走上聯日反共之路
可沒想到在3月17日當天，新4軍第4師師長彭雪楓突然翻臉不認人，對進入「淮北抗日根據地」活動的江蘇省政府發起進攻。在這場史稱山子頭戰役的國共摩擦中，獨立第6旅旅長李仲寰與江蘇省保安第3縱隊司令王光夏兩人不幸遭到新4軍殺害，韓德勤、獨立第6旅第18團的團長蘇祖武與保安第3縱隊第5團的團長趙成壁則成為了新4軍的俘虜。
最後雖然中共沒有殺害韓德勤等俘虜，還將他們「禮送出境」，可江蘇省政府卻就此失去了在蘇北的立足之地，只能遷往安徽省維持運作。由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將軍的堂弟顧錫九擔任軍長的陸軍第89軍，只能投入更多資源於壓制中共的摩擦之中。此刻美國已經參加對日作戰，日本帝國的戰敗已經是時間上的問題，第89軍必須要從戰後國軍接收淪陷區的角度思考蘇北戰略問題。
同樣的對日軍而言，伴隨著以江蘇省政府為代表的國民政府勢力被驅趕到安徽，第89軍的威脅性大幅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以鹽城為軍部所在地的新4軍不斷擴張勢力，動搖汪精衛政權的統治根基。外加反共又是中日兩軍共通的意識形態，雙方雖然彼此仍維持高度對立的關係，卻可以在壓制共產黨方面達成政治共識，就如同今天反台獨為國共兩黨的共識一模一樣。
當然89軍與日軍怎麼樣也打了四年硬仗，雙方的關係不可能一開始就變得那麼融洽，於是汪精衛的和平建國軍又在這之中扮演了潤滑劑的角色。事實上許多89軍的幹部，在經歷了黃橋事件、新4軍事件與山子頭戰役後，早就對自己能否在蘇北淪陷區撐到抗戰勝利失去希望。為了讓自己好過一點，他們分批投效了和平建國軍，成為了汪精衛政權在蘇北的重要軍事幹部。
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第33師參謀長潘干臣，他在投效汪精衛政權後被委認為和平建國軍暫編第28師的師長，卻仍與擔任第33師副師長的老長官，黃埔軍校第3期畢業的姜雲清藕斷絲連。現居彰化，抗戰時在蘇北從事地下工作的雍震鈴老先生回憶：「潘干臣的和平軍與車橋的89軍、57軍也沒什麼分別，都你來我去的，也從未有過衝突，都跟朋友一樣 ，跟國軍一樣沒分別。」
與日軍合作的姜雲清
到了1942年8月1日，與和平建國軍已經建立「兄弟關係」的姜雲清正式出任第33師師長。姜雲清早年就讀黃埔軍校時，曾受到聯俄容共與國共合作的宣傳影響。所以他在擔任第33師第97旅旅長的時候，也曾經與8路軍合作一起抗日。只是1940年的黃橋戰役，給第33師帶來了過於慘重的損失，連老師長孫啟人都被新4軍俘虜而去，改變了姜雲清對共產黨的看法。
曾經也堅決抗日的姜雲清，認為和平建國軍不過是一群「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中國軍人，表面上替日軍服務，實際上還是在淪陷區捍衛中華民國的尊嚴。相比起同為「中國軍」的和平軍，8路軍與新4軍才是蘇聯赤化中國的馬前卒。中國共產黨的存在，看在姜雲清的眼中本質上就是「反華夏」、「反中華」與「反中國」的。
他從維持戰後中國的安定出發，認為應該趁日本尚未投降的時機「利用」日軍之手消滅共軍，才能為中華民族換來穩定與和平。所以在山子頭戰役結束後的1943年12月，第33師向進入安徽的中共8路軍發起進攻，然而此刻第33師在經歷了多年與日軍、新4軍的兩面作戰後，實力早就大不如前，結果反被8路軍以優勢兵力包圍。
不過33師終歸還是33師，並不像其他國軍雜牌部隊一樣被中共一打就垮。姜雲清師長發揮了黃埔軍人的愛國情操，堅持在安徽宿縣長達了20天之久。
根據寫有《中日戰爭真實影像記錄：一位日本士兵經歷的戰時生活》的日本老兵梶野渡回憶，姜雲清師長於1944年1月10日向宿縣的日軍獨立步兵第56大隊求援。日軍大隊長馬場義生即時向姜雲清師長伸出援手，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包圍第33師的8路軍趕走。此為歷史上少見，中央軍與日軍聯手對抗共產黨的案例。
事後姜雲清為了感謝馬場大隊長的援助，還安排日軍參觀了第89軍的陣地。中日兩軍人馬同為黃皮膚黑頭髮的東方民族，且剛剛戰勝了代表蘇聯共產主義的8路軍，此刻雙方的關係只能夠用「親如兄弟」來形容。雖然彼此都知道下次再見面可能又會是敵人，獨立步兵第56大隊也很有很有「武士道精神」的離開第33師陣地，結束了這場不存在官方紀錄上的中日合作。
親歷者的回憶
上述還只是日軍方面對戰時中日合作的回憶，其實中國方面也不是沒有相關的見證人，姜雲清的第33師亦不是唯一與日軍合作的第89軍系統國軍部隊。2014年，筆者有幸在統一聯盟黨的前身，即中國統一聯盟的幫助下造訪了已故的榮民前輩毛玉寶。毛玉寶老先生戰時效力韓德勤的江蘇省政府，是蘇北游擊戰的第一手見證人。
祖籍江蘇宿遷的他，曾親眼目睹獨立第6旅旅長蘇祖武率國軍優勢部隊包圍當地日軍，要求日軍打開營房讓國軍進駐。考量到國軍有數量優勢，且日本投降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最終當地日軍分了一半的營房給獨立第6旅進駐，還同時懸掛起中日兩國國旗。依據中日雙方的默契，國軍出營房時日軍必須敬禮，可日軍出營房的時候國軍不需要。
不過此舉並沒有給第89軍的反共大業帶來什麼幫助，反而讓老百姓更把中國國民黨五個字與「漢奸」劃上等號。支撐到了1944年5月，隨著日軍發起「一號作戰」，中央軍再度成為日軍的頭號打擊目標。蘇北與安徽的日軍對待89軍也越來越不客氣，讓韓德勤不得不服從中央政府命令，把89軍調往河南省，改隸湯恩伯將軍的第31集團軍。
後來第89軍的番號又被裁撤，第33師、第117師與來自13軍的新編第1師合組為暫編第1軍。89軍的歷史就此結束，姜雲清則在抗戰勝利後一度因國軍裁軍而轉為預備役，不過又於國共內戰爆發後再度投入剿共戰場。1949年，他以獨立第58師少將副師長的身份隨經由福建來到台灣，卻不慎涉入了一起白色恐怖的政治案件。
如何看待中日聯手剿共？
根據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的資料，姜雲清曾遭到金門防衛司令湯恩伯將軍與第51師師長王奎昌將軍指控「通匪」。不過這起指控案，最終在國防部介入調查後，因證據不足所有涉案人員都被無罪釋放。姜雲清雖然無法繼續在國軍裡獲得重用，卻也能在台灣安享晚年。他的骨灰，目前仍存放於國防部後備指揮部管轄的高雄忠靈塔。
到底姜雲清有沒有「通匪」的可能？以他在抗戰時堅決反共的態度來看，可能性看似不高，卻又不是完全等同於零。畢竟後來接替姜雲清出任第33師師長的西北軍將領段海洲，還曾一度是與中國共產黨翻臉後轉而投效國軍陣營的8路軍旅長。可是這位「反共義士」，卻還是在1949年後選擇再度回歸內戰的勝利者共產黨，沒有跟著政府一起來台。
姜雲清有沒有可能因為類似的投機心理，或者是期盼兩岸統一的民族大義而改變立場，決定暗中配合中共「解放台灣」，其實也不完全能夠排除。畢竟過去都可以聯合日本了，聯合同文同種的中共又有什麼大問題。不過黃埔軍校3期的1,200名畢業生中，有許多人在北伐、剿匪、抗戰與戡亂中為國家捐軀，來台灣者只142人。或許正因為如此，他通日通共的過去才沒有被深究。
整體而言，姜雲清並沒有認同日本或者汪精衛政權的意識形態，他純粹只是從「利用敵人」的角度出發與馬場義生合作的。事實上在89軍還兵強馬壯的時候，反而是新4軍時常與日軍合作攻擊國軍。某種程度上來看，其實姜雲清也是被迫走上聯日反共的不歸路。中共抗日神劇中關於國軍與日軍勾結的描述，確實是真的發生過，只是他們為了政治目的簡化了合作的過程。
對於許多曾經「利用」過日軍的榮民先進而言，「勾結敵偽」本身並不是什麼「通敵賣國」的行為。他們反而自認在美國不允許國俯剿共的情況下，自己的行為彰顯了中華民國的「主體性」。畢竟看在他們眼中，當年美國的政策對中華民國的統一造成了阻礙，所以「利用」日軍來阻止蘇聯赤化中國是有利於民族主義的，就如同他們今天大多主張與中共聯手對抗台獨一模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