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秋天「江南案」的發生，加速台灣威權體制走向終結，開啟全面民主化之路，而在外交與兩岸政策上，國府內部也經歷一段激烈的路線之爭，「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亞銀」）的會籍爭議，把台北當時的糾結清楚地展露出來。亞銀在一九六六年設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國之一，因不隸屬聯合國所轄組織，因此台北退出聯合國後，北京無法自動取代會籍，八○年代起中共積極運作加入亞銀，美政府無法反對北京入會，卻希望保住台北的會籍，因而主動協商，希望國府比照奧會模式，在參與名分上彈性處理，譬如改以「台灣．中國」（Taiwan, China）的名義參與，換取北京不堅持台北必須除籍或降級。
「一國兩制」的衝擊與「三不」政策
一九八五年初，國府駐美代表錢復向台北請示機宜，此刻台灣正飽受內外風暴的夾擊，壟罩在一股濃厚的保守氣氛之中，對於華府期待以務實的態度處理亞銀會籍的籲求無動於衷。該年春天的亞銀年會上雖未討論北京入會案，然而美方持續要求台北調整策略，七月間美、中雙方就北京加入亞銀達成初步協議，北京不反對台北以「台北．中國」（Taipei, China）或者「台北．台灣．中國」（Taipei, Taiwan, China）的名義留下來，在雷根總統拍板的支持下，美方向國府建議「台北．中國」的選項，認為此名稱暗示台北是全中國首都之意，與「香港．中國」（Hong Kong, China）具有地方性政治矮化的意涵不同，不會產生「一國兩制」的顧慮。華府為爭取此方案能直達台北層峰，一度考慮由與蔣經國交好的聯邦眾議員坎普（Jack Kemp）與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親自前往台北遊說，甚至暗示若此模式行得通，未來台灣有可能重返一些已退出的重要國際組織。儘管如此，台北外交部立場依舊強硬，堅持「漢賊不兩立」的政策，不願屈服壓力更改名稱。
此時台灣民意多主張以務實的立場打破國際孤立，如錢復等有識之士也向蔣經國力陳彈性處理亞銀會籍的重要性，最後在一九八五年秋天，經過一番激辯角力之後，國府內部保守派與務實派才勉強達成妥協：台北將以「不退出亞銀、不接受更名、不參與亞銀活動」的「新三不政策」來回應中共入會，華府雖不認同國府消極抵制亞銀活動，但對於其最後一刻願意留在亞銀而不主動退出感到欣慰，只不過美方也注意到極力主張亞銀新模式的錢復，因為此案而得罪了保守派大老、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外交教父」沈昌煥，為其未來仕途擔憂。一九八六年春，北京正式加入亞銀，台北則連續兩年未出席年會，也不參加相關活動，直到李登輝上台後的一九八八年春天，才在「抗議中」重回亞銀會場。
國府「漢賊不兩立」的政策，因亞銀會籍案而出現「賊來漢不走」的情況，接著在一九八六年春天發生的意外事件，進一步讓蔣經國所提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開始鬆動；五月三日一架華航波音七四七貨機自曼谷飛往原定降落的香港啟德機場時，突然偏離既定航線，朝北飛行，這架漆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華航貨機，在廣州白雲機場降落後，機長王錫爵公開要求「在祖國大陸定居」，還稱「我很想念大陸的山河和親人」。對於致力於對台統戰與兩岸接觸的中共高層而言，這不啻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於是北京立即要求台北華航總公司盡速派員前來商談貨機處理，欲藉由此事件促成兩岸直接談判，中共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接見王錫爵時聲稱，北京主張兩岸三通，中國人自己的事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為佳，他又說，如果同機抵達的其他兩位華航組員想回台灣，北京將充分尊重其意願，然而華航與中國民航彼此派員討論飛機、貨物如何處理的「業務性問題」，總是應該的。
「官民分離」處理華航機師叛逃案─「兩航會談」
華航貨機的叛逃案，為國府堅守多年的兩岸政策原則帶來巨大考驗，蔣經國第一時間的反應傾向採取務實立場，以人道關懷與救人為優先考量，蔣在與郝柏村討論此事時，對於曾為「黑貓中隊」U-2機優秀飛行員的王錫爵為何會叛逃，表示實在無法理解；郝則指出「三不政策」僅止於政府與官方階層，民間則是採取不迴避、不退讓與不妥協的政策，而且過去國際體育活動已有先例，必要時政府應當出面談判，蔣經國表示認可。五月十三日，台北一改原本堅持由第三方協助處理此案的態度，宣布由華航香港分公司代表就近與中國民航洽談交還貨機與機員事宜，北京則由身兼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國家主席楊尚昆，親自擔任指導談判最高總指揮。為安撫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同時回應民間質疑政府的大陸政策是否已轉變，行政院再度重申「三不政策」的基本立場不變，並警告中方不要利用單一飛航事件來政治勒索，儘管如此，兩岸之間因為此一談判而進行歷史性的接觸，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
蔣經國願意著手建構「官民分離」的模式，讓具有準官方色彩的華航與對岸中國民航直接談判，除中方佔盡優勢、台北居下風之外，似乎還與不久前兩件看似獨立的事件有所關聯。該年（一九八六）二月初，日本京都地方法院完成一件訴訟案判決，判定台、日斷交前國府駐日大使館所擁有的京都留日學生宿舍「光華寮」，其產權歸台北所有，判決出爐後，當時據有「光華寮」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不服，因此提出上訴，結果大阪高等法院維持原判，創下國府在無邦交國家成功爭取國有財產之首例，其政治意義重大；而北京反應強烈，多次施壓日本政府以行政命令影響司法判決，但遭到拒絕。接著在四月下旬，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接受華府智庫專訪時聲稱國府政權擁有「正當性」（legitimate），因為是透過台灣當地合法選舉所組成，一個有民意基礎的國民黨若與北京展開談判，將具有重要的意義。此番談話引起國際關注，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立即注意到此事，並向蔣經國彙報。或許在蔣看來，雖然這兩件個案有助於強化台北面對北京的信心，但也可能引發兩岸之間不必要的誤解，因此可藉由同意雙方派員直接交涉華航貨機，技巧地緩和國共關係。不論如何，歷史性的兩航會談於當年五月十七日至五月二十日在香港舉行，最後以簽訂《兩航會談紀要》，雙方就地交接人員與飛機而宣告落幕。
過去論及華航貨機「叛逃」時，有謂該事件為日後兩岸接觸與談判模式開啟新局，然而平心而論，遲至一九八七年春天，並無證據顯示蔣經國已準備大幅度改變大陸政策；在該年五月二十七日國民黨中常會上，蔣發表重要談話，此時解除戒嚴令已是既定目標，然而「黨外」勢力正快速膨脹，街頭抗議的活動層出不窮，蔣最在意的仍是被他視為「生存發展根本」的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在其認知裡，「隔海中共無日不想消滅我們，如何確立我不敗之地，首須不予敵以可乘之隙。」直到此刻，「三不政策」似乎仍是蔣經國的核心堅持。然而當時台灣經濟正快速起飛，一旦政治也全面走向民主化與本土化，北京便有充分理由懷疑國民黨是否「另有企圖」，開放民間層次的大陸探親與交流，因而成了蔣經國試圖緩解對岸的疑慮、化解台海緊繃的形勢而打出的一張王牌。
撒手人寰前開放兩岸探親─思鄉情懷的最終回歸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國民黨中常會決議開放大陸探親，而兩岸之間不進行政治接觸、談判與妥協，依然被奉為圭臬，這也是蔣經國平衡黨內開明與保守兩股勢力的手段。微妙的是，在蔣生命最後幾個月裡，隨著台北明顯放寬兩岸民間交流的限制，兩岸高層之間透過私人管道進行溝通傳話，似乎又熱絡了起來。如同父親蔣介石晚年因思鄉心切，而曾經對台灣與蘇聯合作反攻大陸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晚年蔣經國同樣因為思鄉之情，也在思考如何早日回到中國大陸；擔任總統官邸廚師長達三十年的楊煥金回憶，該年十月十五日行政院正式宣布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的前三天，他奉蔣經國之命，攜帶一封私人信函前往上海轉交中共有關人士，臨行前蔣特地交代部屬，此次上海之行不需申報。楊煥金抵達上海後，中方派兩部車前來迎接，送他前往某處傳遞蔣的私函，他本人也在中方安排下，回到江蘇故鄉探望親人。一九八八年元月蔣經國去世後，鄧小平在同年秋天接見台灣學者魏萼時親口證實，蔣生前曾透過管道帶口信給他，提出六點有關中國前途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國國民黨未來在大陸發展的可能性，鄧還公開肯定蔣主張兩岸未來應和平統一。曾任蔣經國機要秘書的沈誠也指出，一九八七年底蔣確實準備派遣國民黨人士，前往北京與對岸討論統一問題。
從一九五○年初那一趟驚險的西昌之行最後一次踏上中國大陸，直到一九八八年年初撒手人寰前夕決定開放兩岸探親，近四十年來蔣經國在兩岸關係議題上的心路歷程極為錯綜複雜；他親身經歷冷戰時期「兩岸密使」的虛虛實實，以及隨之而來的國共心理與宣傳攻防戰，還有諸多此類傳聞對他本人所帶來的政治傷害；他也親睹七○年代在其主政下美、中、台三邊關係的消長起伏，以及此段過程帶給台灣的痛苦；八○年代以後，他更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香港回歸的談判成功所引發對台和平統戰的壓力有切身感受。思索兩岸關係時，蔣經國始終冷靜務實地以台灣安全與內部穩定為優先考量，儘管如此，他本人卻也從未失去對故土鄉情濃郁的思念與情感。
蔣經國晚年時放寬與大陸接觸的決策，或許有台灣即將走入民主化、藉此緩和兩岸態勢的深層考量，也可能是面對國際潮流的急遽變化與中國大陸內部的快速發展雙重壓力下的結果，不論如何，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以來，在彼此長期處於敵對狀態，甚至數次兵戎相向的情況下，他終究以政治強人的高度開啟了封閉達四十年之久的兩岸交流之窗，更為九○年代以後台北更趨務實的兩岸政策奠定深遠的基礎。回顧這段歷史過程，或許今日兩岸的領導人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正面的啟發。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出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