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三一八佔領運動創造了台灣公民的共同感與榮耀感，但在二○一四的年末，這一切卻似乎岌岌可危。陳為廷的性騷擾案，使得這個形成中的共同體，從風雨同路到風雨飄搖；不僅陳為廷個人的公共參與受到這個事件的影響，整個社會也為了如何評價這件事情而爭執不休。
如果一群原住民參與了一項社會運動，然後發現那個運動的重要人物曾經騷擾原住民——不騷擾別人，只騷擾原住民；也就是，那確實是針對特定族群的一種侵權行為——那麼原住民當然會同仇敵慨，並感到被背叛。因為他們可以為這是一個各族群平等的行動，才跑來參與的呢！尤其是，如果這個大社會裡，騷擾事件層出不窮，那麼一樁受矚目的事件，就足以勾引出所有原住民一生中的被騷擾經驗。這個事件本身會成為箭垛，所有相關的創傷經驗都投射其上，終於遠遠超出了它本身的負載。這時候需要的遠不只是始作俑者的道歉，因為在發酵的早已經遠超過了他所做的事情。陳為廷性騷擾案的發展便是如此：性騷擾與性侵害的歷史經驗一則又一則的揭露，而這些總和起來形成了一個對於三一八運動的問號：你們到底會創造一個什麼樣的共同體？我在那裡和你平起平坐嗎？
「你們」。對，「你們」。性騷擾使得被害者從那個想像的共同體裡面跌出來。三一八的時候她也熱切地用「我們」來想像那個共同的未來，但是性騷擾讓她發現自己根本是自作多情，於是共同體又裂解成為「我」與「你們」。
陳為廷放棄了防禦。他當時承認，現在說「不要為我辯解」。然而上述問題仍然懸在那裡，因為那不是陳為廷可以獨力回答的：「你們到底會創造一個什麼樣的共同體？我在那裡和你平起平坐嗎？」一些人給了很糟的回答，例如王丹說好色是人性，或者姚人多說性騷擾是私德；那就等於是回答說，性騷擾是可以忽略的小事，看在國家大事的份上就不要計較了；換句話說，新的共同體在性別上毫無新意，還是隨時準備好要犧牲性別議題的。
更大的聲浪是譴責的，一如往常：揪出色狼痛罵羞辱，來表示對被害人的支持。此外也有對陳為廷表示接納的言論，即使譴責他的性騷擾行為，還是被批評為護短輕縱。藉助犯罪學的相關文獻可以看出，這兩種立場恰好是兩種「shaming」策略。
第一種是naming and shaming，翻成「點名羞辱」庶幾近之，點名的目的除了懲罰與嚇阻之意以外，更是要提醒其他潛在的受害者注意防範。例如梅根法案規定：性侵犯入住，必需通報社區。但是「點名羞辱」的副作用，幾年下來亦非常明顯，大約可歸納成四點：一，它妨礙加害者回到社會、接受教化。二，它強化了加害者的孤立感，提高加害者的再犯機率。三，它容易助長「偏差行為的螺旋」（deviance amplification spiral），也就是孤立的加害者只能與其他加害者廝混，因而習得更複雜的犯罪技巧，造成更嚴重的犯罪。四，在原居地被放逐的加害者會跑去他處犯罪，結果社會還是一樣危險。「點名羞辱」不會嚇阻犯罪，不會保護被害人，也不會減低再犯率（註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