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有權力的統治階層征伐聚斂，荼毒天下的大有人在，有的失去民心而覆滅，有的不堪墮落而改革，中外皆然。這與政治體制有沒有制衡的設計，統治者是不是民選，關係不大。而且，無論制度千變萬化，任何社會似乎都永遠有少數階層身在制度之外，享有特權與不成比例的資源，操弄政治正確的話術，壓制反對力量，芸芸眾生唯有避其鋒芒。
民選政府之所以看似不同，是人民可以知道彼此對統治者共有的不滿，因而把一種原始的互助精神組織起來，爭取換人執政。然而，民主的熱鬧不但改變不了總有少數人能不受約束的兜走社會資源，反而還給予統治階層為所欲為的正當性。結果，人民在換黨執政的喧囂中，擺脫不了在少數人把持巨大權力與財富的境遇中，庸庸碌碌地替他們輪流作嫁。
西洋民主輸入近代中國的時候，新儒家還曾經一度浪漫地以為，民選的儒家文化統治者本持著固有的民本思想，可以透過民主的輸入，把封建積習汰蕪存菁，民主與廉能就同時兼顧，產出關懷天下的統治階層。實際上，無論是否民選，在現代化以降的儒家文化下，統治階層對社會的介入與管制更深入，就連原本古代屬於民間的資源與行動場域，全部成為統治階層汲取及監測的對象。
比較大陸與台灣，便看到政治實踐上驚人的類似。首先，節制統治階層的仍然是儒家的民本思想，這是丟不掉的文化基因。在遠古，失去民心的統治者，其老百姓投奔他處，這時，少掉了老百姓的統治階層，其所賴以生存的糧食與兵源流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民心向背是政權的一切，為了鞏固民心，就要輕徭減賦。
進入現代社會以後，儒家統治者仍然必須戰戰兢兢的直覺，由此而來。即使是專制政府，倘若忤逆民心，就算觸目所及皆是歌功頌德，卻又因為專制者遭遇的，就是怠惰、失修、陽奉陰違、偷工減料等等保證統治失靈的現象，似乎奸細無所不在而毛骨悚然。而若是在開放社會，民心向背還可從資源與菁英外流，醜聞與暴力頻傳，信任與治理崩壞，真假與正邪莫辨看出來。
如何鞏固民心？兩岸都是一方面動員熱情，一方面壓制不滿。動員熱情的來源，主要是訴求民族主義的尊嚴，大陸靠的是反美反日，台灣靠的是反中反華。民族主義話題可以源源不絕的原因，是中國百年來的發展無處不依賴美國與日本，而台灣數百年來都奉行中華文化。倘若對自尊最大的傷害根源在自己社會裡，敵人深入骨髓，這樣的民族主義動員可以無日不有。另一方面，兩岸統治者透過舉報、網軍散播政治正確，則可有效嚇阻不滿情緒的表達。
民選制度給予台灣統治者更大空間。因為大陸上人人知道中共當家，因此人人也會懷疑民族尊嚴也許是中共的遮羞布，迫使中共主動開發更多福祉。可是在台灣，既然是選民當家，統治階層在選民認可過的民族尊嚴潮流中，可以更肆無忌憚，予取予求。無論如何，一旦民族尊嚴成為民心所向，造福徒託空言，如此，動員的民心就擠壓了自發的民心。
民選與否的假議題卻將兩岸分成兩類，而看不見都有少數人繼續享有不成比例的權力與資源。人民在固有文化下對統治者的期許，促其無所不在地以民主名義介入。中共是憲法規定的執政黨，無所不在，最近提出全過程民主理論，意思就是，人民一輩子的福利，都在他們自己直接或間接參與政治的制度下，得到照顧，故勝過選舉式民主，後者投票選擇的，是宰制自己的政黨。
別看台灣有民主憲法，其實思路與大陸一樣，總是期許最高統治者捲入大大小小的利益與權力分配，完全不受憲法節制。像日前在官邸開會協調新竹升格，這權限百分之百不屬總統。但是，沒有總統領導的事得不到信任。這是為何台灣從沒有總統跛腳的問題，只有把美國跛腳政治照搬來分析台灣的蛋頭言論。台灣總統跟共產黨一樣，身在天下之上，這是文化基因。
所以，統治階層握有不受節制的權力，他們讓自己人佔有大比例資源與特權，是定律，人民如果覺得不公平，是因為人民以為自己真可當家作主，甚至，連當家作主也是統治階層營造的浪漫理論而已。儒家的因應壓迫之道主要有兩端：（邦無道）隱與揭（竿起義）。疏離、冷漠、怠惰、移民、搗蛋、捧殺、嘲弄、不幫忙、自暴自棄等等，屬於隱。發動公投或組新政黨屬於揭。
侯友宜在這次公投中選擇了隱，但他是假隱，因為他身在局內，結果扭扭捏捏，成了傻B。可以預見，民選的貪腐獨裁在台灣會愈來愈嚴重。相比之下，中共肅貪打富與民族尊嚴兩手抓，進而取得統一言論與思想的較高正當性，其底氣比台灣純粹靠網軍眾口鑠金還是強。雙方都是統治階層的繼續壓制與獨斷，但中共比台灣對兩岸共有的儒家文化，更認真吸取教訓。
最後，「隱」風險小，而且自發性高；「揭」則引發對抗與殺身之禍，在民族尊嚴大潮流中，後果嚴重，即使成功，充其量帶來另一批宰制者。隱的效力反而更大，隱到極端就是隱靈魂，便出現林秉樞這樣完全配合、完全失控、完全假面的現象，統治階層竟沒發現他製造了更大範圍的疏離，威脅統治信用。但這並不是說隱比揭好，而是說，芸芸眾生自然而然會隱。不信問你自己。
＊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