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互賴、中國的國恥敘事國際化、基建式國際貿易與銳實力的圈地運動開展，同理於所有亞洲雁形理論的國際關係者，所有的政治經濟問題，在地理範圍輻散，在安全問題被壓縮。美日安保同盟將仍然是「守勢的」聯盟，而守勢的聯盟有多少國家牽涉其中？表態或清晰舉措會作用於哪些層次？軍事與經濟的官僚部門將會如何產生拮抗？都會成為2022年需要觀察的結構性要素。
小結－令和時代的挑戰被中美關係擾動，加大執政困境
2022年的第一個癥結來自北京冬奧，而2020年起的疫情狀態，造成全球化某層次的停滯與衰退，日本國內面對的壓力，將於國際關係合流，面對綜合性的要素，壁壘分明的清晰過程，將使之在「經濟」與「安全」的拮抗裡，進入另一段陣痛期。
令和時代面對疫情壓力，日本延續的內部既有壓力持續升高。如引入海外人才對抗超高齡化社會的步履持續緩慢，在安倍執政的八年後之下，日美對安全與軍事議題的討論，岸田政權本身組成的影響特性，保守派特性、友中外務官僚，但最終獲得政權的合作來自對中強硬派的結合，國內折衝與平衡，預示當前執政內閣依舊會在中美之間尋求穩健的現實政策。
然而，經濟層次觀察，全球化時代獲利的資本主義單位，在經濟系統結構災難後面對中國崛起的新重商主義與黨國體制，在十年裏逐漸無法招架。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國，年貿易額近三千億美元，比日美貿易高出近三分之一。區域政治實體，除了雙邊關係、戰略三角關係外，中國主導的RCEP與日本主導的CPTPP更進一步將之劃分經濟領域，增強經濟領域影響區域政治決策。
參考文獻來源：
何思慎、楊雯婷、陳舜仁（2016）。為何日本無法追求樞紐位置：美、中東亞角力的政策選擇。遠景基金會季刊，17(4)，43-98。
＊作者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研究生，關注國際關係、文化研究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