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深秋，我到了美國1天之後，便前往普林斯頓和余英時先生暢談。暫別時，余師母陳淑平訂了計程車送我：「英時和你一起去火車站，一路上你們還可以多說一會兒話。」話長路短，到了車站，余先生還是不放心，看到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問清他也是坐往耶魯大學方向的同一列火車，余先生就讓我等會跟著年輕人上車，這才握手道別。幾分鐘之後，余先生又回到車站，叮囑我：「路上有很多站，一定要問清楚，不能那個年輕人在哪裡下車就跟著下了。」
望著余先生漸行漸遠的背影，我不禁想起陳之藩先生。2003年深秋，我第1次去香港中文大學拜訪陳先生，到了大學車站給陳先生打電話，陳先生說：「你在車站喝一杯咖啡吧。」我不知如何回答。這時，聽到陳太太童元方搶過電話：「陳先生的意思是讓你在那裡等喝一杯咖啡的時間，我們怕你不認識路，下山到車站接你！」
2007年冬天，我從美國回到中國，收到一封陳之藩先生早就寄來的信，信中附了一篇文章：〈儒者的氣象—紀念邢慕寰教授〉。文章中說：
兩、三次都是我在他的2樓辦公室中聊天，那是碧秋樓罷。我在第3次聊天時，才忽然覺出邢教授獨特的地方，就是他特別注重禮節。我在辭出時，他一定陪我從二樓走到一樓，送到大門口，握手鞠躬而別。我前兩次並未覺得，後來才感到他這個重禮的習慣。在非常驚訝後，心想這是儒者的重禮罷。
大概是1959年，我在美國，Bertram（John E. Bertram）是 IBM 的大人物，而約克鎮（York Town）研究所正在動工中。我到 IBM 面談時，是在辛辛（Sing Sing）那小鎮。從火車上下來，還提個大箱子，來接我的正是 Bertram 本人。他不但到車站來接，而且把我的大箱子搶過去為我提著。我那時還想，美國原來也是禮義之邦啊，使我相當吃驚。所以每次由於邢教授的多禮，我必想一陣 Bertram 的多禮來。（收在陳之藩《思與花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頁。）
我對邢慕寰先生的學問一無所知，只記得余師母說過：「邢慕寰先生在經濟學界很有影響，是我們很好的朋友，他的照片就掛在我們臥室。我到台灣，如果只拜訪一個人的話，那就是邢先生了。」後來我在電話中跟余先生提起邢慕寰先生，余先生說：「我在哈佛大學當訪問學人的時候，就跟邢先生認識了。後來在香港中文大學時交往很深，我記得常常是我們送他到家門口，他又送我們到家門口，送來又送去，總有談不完的話。邢先生確是有『儒者的氣象』。」
重構歷史世界
我喜歡看傳記。胡適的《四十自述》自序說：「我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為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
錢鍾書的《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中的「魔鬼」則說：「現在是新傳記文學的時代。為別人做傳記也是自我表現的一種；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見，借別人為題目來發揮自己。反過來說，作自傳的人往往並無自己可傳，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兒子都認不得的形象，或者東拉西扯地記載交遊，傳述別人的軼事。所以，你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你要知道別人，你倒該看他為自己做的傳。自傳就是別傳。」我喜歡胡適的赤誠而佩服錢鍾書的深刻。多年來雜讀自傳、別傳、追憶文章、談話錄、口述、日記之類，偶有會心之時，總不免想起胡適和錢鍾書，赤裸裸的主觀記載與冷冰冰的客觀批評互為印證，也許更能走近真相。
在余先生家的書架上，我見到不少眼熟的傳記，便問：「您為什麼喜歡看傳記？」余先生說：「政治家、哲學家、藝術家的傳記，我都喜歡看，看傳記可以看一個活的人，不光是抽象觀念。在史學上講，傳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寫胡適日記、顧頡剛日記，會寫成比較長的文章，就是因為其中反映了他們生命中許多具體的事實，就可以知道這是什麼形態的生命，跟我喜歡不喜歡沒有關係。要瞭解那個人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一個人，我暫時不管他好壞。研究歷史非通過這一關不可。」
我們的閒談中提到最多的恐怕就是傳記了。有段時間余先生大概日記看得入神，就我記憶所及，他提過胡適、顧頡剛、吳宓的日記，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鄧之誠和王鍾翰師生二人的日記散篇，用以旁證談話中的一些史實，其中胡適日記出現的頻率最高。我們也聊到愛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 1792-1854）《歌德談話錄》和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再上溯到《論語》、《孟子》與柏拉圖的《對話錄》的傳統，偶爾也對談話錄的長處與局限作了分析。我在雜看黃仁宇《黃河青山》、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吳相湘《三生有幸》、蕭公權《問學諫往錄》時，偶有心得，也隨口提及。聽得出來，余先生對蕭公權最為推重。有一次聊到蘇東坡，我說：「林語堂的《蘇東坡傳》我買過好幾本，都送朋友了。這本書可愛，同時還可以印證錢鍾書說的『你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余先生說：「林語堂寫這本書，多少有點自我認同的意味，蘇東坡的『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一肚皮不合時宜』是他認同的，曠達不羈、自然活潑、幽默風趣的品質更是他特別欣賞的。」
有一次我問余先生：「《史記》中有很多精彩的傳記，可是事隔千百年後，司馬遷寫起來好像是親身在現場記錄一樣，這到底可信嗎？」余先生說：「這當然需要旁證和辨別，我們讀史書一定要有懷疑的態度，不能一看作者是大家，就全盤接受了。不過，這也涉及到歷史的想像力問題，司馬遷運用了想像力來重構歷史。史學家的想像和小說家的想像是極其相似的，不同的是史學家的想像要在一定的時空之內，並且必須受到證據的限制。你看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就通過豐富的想像力，使明清的興亡遺事復活了，書中的重要人物好像重現在我們的眼前一樣。他們的喜、怒、哀、樂，以至虛榮、妒忌、輕薄、負心等心理狀態，我們都好像能直接感受得到。我寫《朱熹的歷史世界》，也是儘量根據大量可信的證據來重構朱熹的歷史世界，希望使讀者置身其間，彷彿見到歷史人物在發表種種議論，進行種種活動。」
重構歷史世界非我所長，訪問還在世的老人卻是我的樂趣。我談到一些在訪問當中的心得體會。余先生說：「訪問本身就是一種研究，久而久之你就熟悉了，你知道哪些內容問哪些問題，不同的人問不同的問題，不能同樣的問題對所有的人都問。這也完全不相干了，你問我相同的問題，可能和別人的答案完全不相同。」
我說：「訪問的人多了，我心裡就常想，陳寅恪說要有『同情之瞭解』，錢穆說要抱『溫情與敬意』。人生有時是很無奈的，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之中，人不過是一葉孤舟。雖然我對許多人事有所批評，但是細想還是需要多一點同情和溫情，如果我處在受訪者的位置，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一定做得比他們差勁。」
余先生說：「我認為這個態度是很好的，批評人就第一想到，我在他那個位置，會不會做得比他更好？這是一個有反省能力的人的態度。人要先發現自己的限制，你這樣說，就對自己的限制已經知道得很清楚。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限制，就站在最高點上。人有所長，就有所短，但也不是說不分是非，沒有比較觀念，沒有價值觀念。」
由於職業的關係，我讀過唐納德•李奇（Donald A. Ritchie）的《大家來做口述歷史》（Doing Oral History），再與實務相印證，腦子裡還是對口述歷史充滿了問號。本來在美國時，我曾盼望得到唐德剛先生的解惑，當我聽到唐先生說：「我一輩子碰到的大人物，那都是每個人不同。人家問我：『唐德剛，你寫這麼多歷史，有什麼心得？』我說：『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我心中暗喜：這一刻，中風後的唐先生雖然行動不便，心靈卻是神遊自如。可惜當我向這位前輩問起關於口述歷史的問題，唐先生竟如充耳不聞，自說自話。我向余先生談起心中無可奈何的傷感，又問：「口述歷史在歷史研究中能有多大的參考價值？」余先生說：「口述歷史實際上也只是這幾十年來發展起來的，哥倫比亞大學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中心。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許多口述歷史，從胡適時代就仿照哥倫比亞大學做了很多，到現在還在出。實際上，Oral History 早就有了，我常常講，中國最早就注意口述歷史，司馬遷就做了許多口述歷史，去訪問人，看看這個人講什麼，那個人怎麼說的，這就是口述歷史。在中國，文與獻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文就是文本記下的東西，獻就是去聽老人講那些故事怎麼發生的。中國歷史從司馬遷開始，就由兩種東西組成的，一種是看到的檔案記載，一種是到哪個地方問父老，父老怎麼告訴我，後來就寫到傳記裡。所以，我覺得口述歷史是不可少的。嚴格講，口述歷史跟人記載的東西沒有什麼不同，只是一個人嘴裡說出來，沒有寫，一個人寫出來，最早也是從別人嘴裡聽到的。無論是口述還是已經寫成文的記載，都不能隨便相信的，必須從不同的旁證來證明其可信性有多少，或者完全不可信，這就是研究歷史必須經過一個批判的階段，如果沒有這個批判階段，任何謠言你都接受了，那完蛋了。」
喝了一口龍井茶，再點上一支香菸，余先生說：「我現在講的許多話可能是真實的，可能無意中就誇張了或者減低了，那就不夠真實，都非常有可能。並不是我說的話就全部可信。你也應該從其他方面再考慮：這些話我可以接受多少，或者完全不能接受。如果有些人學養好一點，說出來的東西可能可信一點；如果有些人本來就誇張的，那講到自己就更誇張了。人對自己的好處常常誇張，多說自己的好處，對自己的短處則希望隱藏，這就是人性。我和任何人都是一樣的。」
＊作者1976年生於廣東澄海，多年從事知識人的訪問和研究。作品有《訪問歷史》、《世界知識公民》、《知人論世》、《訪問時代》、《與天下共醒》、《各在天一涯》等。本文選自作者新作《余英時訪問記》（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