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台灣時期蔣經國的政治生涯始於情治、特務、敵後與軍隊政工，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國安議題，其內容與威脅來源由領導人定義，而後下達各部門來執行，套句小蔣本人的話，國安工作「要作領袖的耳目，對黨國負革命安全之責。」以今日民主時代的標準來衡量過去這段歷史，兩蔣父子作風被視為「獨裁」，不足為怪；而小蔣受命督導情治工作，其對五○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所應負之政治責任也無從迴避，但若把時光回溯至半個多世紀以前，或許我們更想知道，當時參與其中的蔣經國，其內心的想法究竟為何？
另一方面，小蔣逐步掌控台灣情治系統的經過，似足以反映其權力消長起伏，他雖貴為蔣介石之子，但在權力路上卻遠非一帆風順，免不了遭遇挫折，此一事實充分展現在小蔣初掌軍情業務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以及美國政府對他的強烈猜疑。一言以蔽之，在冷戰時期全球政治格局壁壘分明的態勢下，具有蘇共背景的蔣經國在本質上即很難獲得老美誠心接納，成為同屬「自由陣營」一員之台灣未來理想的領導人。
五○年代起，台北與華府基於反共戰略的利益，建立起堅實的同盟關係。然而，在看似穩固的表象下，雙方為了自身利益而在各方面進行角力，蔣經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互動秘辛，體現出台、美關係儘管密切，彼此卻仍依現實權力的原則來運作；以自我利益為考量，從而讓此種「盟邦」關係呈現出另類風貌。六○年代起，當蔣經國逐漸從政治幕後走向台前、為接班做準備之際，他逐步放下見不得光的情報業務，然而從一九七二年以行政院長之姿取代父親、出掌國政，直到一九八八年於總統任內驟然長逝，來台後蔣經國賴以立足的軍事情報、國安與政工三大領域，卻屢屢出現危機，迫使他必須以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親自涉入，設法管控危機並挽救危局。這些難題不但對其領導統御帶來沉重的壓力，也讓台、美關係蒙上陰影，影響所及，對八○年代國民黨權力基礎與晚年蔣經國的人事布局，更帶來深遠的影響。
冷戰時期，扮演與蘇聯「地下交往」的關鍵角色
蔣經國曾在蘇聯求學與生活長達十二年，不但接受正統的馬列主義教育，還參加過蘇聯共青團，並娶俄國女子為妻。對蔣介石而言，如欲拓展對蘇關係，在他身旁大概沒有人比他自己的兒子更理解蘇聯與俄國人。於是，冷戰時期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之間的地下交往，蔣經國毫不意外地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國府冒著來自華府可能的不良反應，以及違背數十年來自身意識型態的教條與宣傳，而開展這段大膽的外交冒險與嘗試，其來龍去脈究竟為何？兩蔣父子內心的真實想法是什麼？七○年代蔣經國主政之後，台、蘇關係又呈現何種面貌？這些問題都成了待解之謎。
韓戰爆發後，台灣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圍堵共產黨勢力的前哨站，歷經國共內戰失利、退守海島一隅的蔣介石，再度成為美國的盟友。一九五四年美、台簽署協防條約後，面對來自華府壓力，老蔣以實質上放棄對中國大陸與金馬外島主權的文字堅持，來換取美方對台、澎安全防衛的承諾，而國府的正當性與國際地位也獲得強化。迄今將近四分之三世紀以來，不論雙方有無正式邦交，「對美關係」依然是中華民國外交的重中之重，當今有意角逐總統大位的台灣政治人物，不分黨派，都以赴美訪問作為爭取華府支持與累積個人政治能量的重要途徑。然而，這絕非今日才出現的現象。
回顧歷史，一九四九年後蔣經國曾五度訪美（不包括一九五六年兩次密訪太平洋美國屬地塞班島），藉由「訪美」以及環繞此議題所衍生的諸多紛爭，吾人得以一窺小蔣如何領悟台、美關係，以及這個議題如何牽動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關係，並成為海內外政敵攻擊他的焦點。持平而論，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作為全球霸權，其對外政策經常是自身內政議題的延伸；而台灣的情況恰好相反，內部諸多政治角力與折衝，往往是對外（特別是對美）關係陰影下的投射，此種反差與對比，在小蔣歷次訪美所產生的問題上，被強烈地映照出來。
啟動本土化工程，仍擺脫不了大陸時期憲政框架
最後，小蔣啟動國民黨本土化的工程，以及台灣逐步自威權統治走向民主化，無疑是一條漫長、曲折而艱辛的道路。一九四九年以來，在國際社會中以代表「全中國」正統地位自居的國府當局，以「反攻大陸」的最高國策與伴隨而來的軍事、政治與社會動員，相當程度化解了各方對蔣介石威權領導的反抗暗流。一九七一年秋天起，國府先後失去聯合國席位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外交承認，面對此一局面，接班的蔣經國勢必要在國政大方向上有所調整。一心一意想光復大陸的蔣介石，傾向於把國共之爭視為「兄弟鬩牆」爭奪家產，兩岸之間再怎麼激烈爭鬥，但彼此對於「一個中國」的立場並無懸念。蔣經國在主持台灣政局之後，縱使無法拋棄國府已遭國際主流社會否定的「中國」之性格與元素，卻依然繼續堅持「一中」原則，然而他也開始嘗試重新去界定「中華民國」的意涵，設法在險境中爭取生存空間。
四十年來，蔣經國從最初主掌情治特務工作、參與「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經歷七○年代國民黨的正當性嚴重弱化，以及隨之而來風起雲湧的海外台獨運動與島內「黨外」勢力的急遽發展，直到八○年代著手開啟全面民主化，從壯年步入老邁，其心路歷程與內心轉折為何？在台灣生活大半輩子之後，他對於島上總人口占絕大多數的本省籍民眾，是如何理解與認知？來自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壓力，對於他處理省籍問題、台獨運動、本土化與民主化又發生了何種作用？終其一生，蔣經國無法全然拋開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陸時期所留下來的憲政法統框架，以及父親留下來那具有強烈道德色彩的「光復大陸」之沉重包袱，而主政後所面對的諸多內外艱困挑戰，又迫使他必須逐步讓政治走向「可控」與「有限」的在地化，並接受伴隨民主化而來的諸多政治遊戲規則。
蔣經國在七○年代主政後，面對一塊面積大小與三○年代贛南時期相差無幾的土地，如何有效治理正考驗著他。
在行政院長任內，小蔣致力推動經濟建設，讓台灣在天然資源極端缺乏的不利環境下，成功創造出一番經濟奇蹟，使台灣的經濟發展達到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水平，與南韓、香港、新加坡並列「亞洲四小龍」；八○年代以後，台灣更由出口導向的勞力密集工業邁向高科技產業的轉型，而成為開發中國家典範，並為九○年代「台灣錢淹腳目」的富裕社會奠定深厚的基礎。但多年來，台灣一直面臨著經濟萎靡不振、競爭力疲弱、出口衰退、薪資停滯、產業結構轉型與升級緩慢等問題，未來經濟發展的前景不明，讓陷入失落的台灣社會有理由深深懷念「蔣經國時代」的美好歲月。然而冷靜想想，財經領域向來非蔣經國所擅長，在國府遷台後相當長一段歲月裡，各項重要財經的建設與決策討論，主要是在蔣介石充分的授權下，由行政院長陳誠帶領一批技術官僚來負責推動。從五○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以及隨後的工商業改革（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之辯）、財政金融制度的改革（管制進口與開放出口之辯），乃至諸如台電公司在全台各地建立發電廠，以及石門水庫重大基礎建設案等，陳誠與其手下大員如尹仲容、俞鴻鈞、嚴家淦、楊繼曾、錢昌祚、江杓、李國鼎等人實為主要擘劃、參與及實際推動者。
相較之下，蔣經國在上海經濟管制的失敗，間接導致國府在大陸統治崩潰這段不堪的往事，在政府遷台之後依然令人記憶猶新，而他對台灣的民生建設與整體經濟發展的思維、理念與觀點，是如何建立起來？早年在俄國、贛南與上海的經驗，對於日後他處理台灣財經建設與民生議題有何影響？原本主持情報業務的蔣經國，又是在何種機緣下開始涉入台灣的建設發展？回顧歷史，七○年代台灣遭逢巨變，外交上的逆流讓小蔣主政下的國府，安定內部重於對外，因而鋪陳了集中精力於建設發展台灣的時空背景。而大陸時期小蔣諸多人身經歷，依然深刻地影響著台灣時期其決策與治理。
在政治、外交現實、民族大義間求取平衡
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後，雙方隔著海峽互相對抗，同時摻糅著美、蘇兩極全球性的衝突，而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空前的大決裂。它不只是兩個政權之間的對立，更是國際兩極體系在亞太地區的充分展現。台海兩岸的國、共政權一度成為美、蘇兩大強權兩極對抗的馬前卒，在政治、軍事、意識型態、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形成全方位的對峙；它不只是政權與政權之間的對抗，更是雙方人民的全面隔絕，任何官民往來都全面禁絕。六○年代起，兩岸在軍事上的衝突逐漸減緩，彼此的競爭主要表現在外交領域上，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自陷孤立，卻造就了中華民國外交上的一段黃金時代。七○年代起，局面開始逆轉，台北失去聯合國的席位，同時伴隨著雪崩式的斷交潮，直到一九七八年底失去了與美國的正式邦交，整個七○年代成了中華民國外交最黑暗的時期。在這段過程中，兩岸之間依然長期隔絕，得不到溝通與瞭解的機會。
美、中關係正常化與台北在國際社會深陷孤立，反而開啟了兩岸關係的契機。鄧小平主政下的中國大陸，開始走向理性化與改革開放，而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艱困處境，也讓蔣經國必須以更務實和彈性的立場，處理兩岸與對外關係。八○年代起，隨著國際間冷戰格局走向緩解，蔣經國以國家元首與政治強人的高度，成為兩岸融冰、終結彼此長達四十年隔絕、及奠定九○年代雙方全面交流基礎的關鍵推手。
值得一提的是，兩蔣父子處理國、共關係的歷史遺緒，在台灣全面民主化之後的一段時間裡，依然是兩岸互動乃至決策思考的重要素材，其中一例發生在一九九九年。該年夏天，李登輝發表震撼國際社會的「兩國論」，引發兩岸高度緊張態勢；十月底兩岸重量級智庫學者在北京曾有一番直接溝通，面對台海局勢出現新變數，代表中共軍方立場的軍事科學院與國防大學與會人員，即以五○年代國、共之間透過特殊渠道所進行的試探性接觸為例，來闡述半世紀以來北京對台政策的基本軸線，而這些作為兩岸之間智庫交流的談話內容，隨後也上呈當時的台北軍政高層作為參考。
在蔣介石主政時期，兩岸之間意識型態對立，蔣經國生前很難完全掙脫，然而小蔣一生與美國人交手諸多不愉快的經歷，反過來卻可能讓寓居台灣海島四十載的小蔣，深化對「中國」、或者說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與情感。一九七八年夏天，當時仍為「黨外」勢力年輕成員的陳菊，因將一份政治犯名單透過特殊管道送交給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而觸怒國府並遭到逮捕，然十餘天後台北即在美政府壓力下釋放陳菊，且看此時蔣經國的反應：「為『陳菊案』美國對我加以壓力和恐嚇，其行為之卑鄙下流，令人痛恨，益增余深愛我中國之情操。國與國之間只有利益關係，不可稍存任何之幻想也。」如何在政治、外交現實與民族大義之間求取一個平衡與出路，似成了小蔣主政台灣的總寫照。
另一方面，在蔣經國生命的最後時刻，他能打破兩岸之間的敵對意識，擱置國共兩黨之間的宿怨，毅然決定開啟民間交流之門，思及至此，或許當今兩岸領導人應該思考，彼此之間似乎沒有跨不過的門檻與解決不了的問題。
蔣經國是一個中國人，晚年他提到自己也已經是一個台灣人。《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一書，涵蓋一九四九年以後其所涉及的諸項重大議題，層面與範圍皆廣，因此這不僅是一部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傳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台灣時期中華民國歷史的一個縮影。吾人評價政治人物，應將其置於特定的時空背景與歷史大環境來理性看待，進而客觀地理解台灣的過去，觀照這片土地如今所面臨的處境，同時思考中華民國未來的出路。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出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本文節選自作者著作《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導讀（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