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以來，兩蔣政權在這方面的論述，自始自終只能被動接受臺獨論述的挑戰。但至少蔣經國懂得妥協，將權力逐步下放本省人，所以即使最終喪失中國代表權，倒也維持國府政權的維繫，自身還成為臺灣人最懷念的總統。直到臺灣民主化三十多年，中國製造的國民黨都在臺灣能活蹦亂跳。
聯合國會籍議題只是歷史遺緒而非國家利益
解嚴民主化使臺灣得以透過民主政治的參與，逐步深化本土意識。當中，例如中華民國憲法逐漸往符合臺灣國情與世界人權保護發展趨勢的方向修正與解釋，即使仍非「臺灣憲法」，仍受到藍綠雙方穩健派正面肯定。但爭取加入聯合國的過程，則徒增臺灣政治混亂。眾所周知，只要中國持續封殺，臺灣就不可能加入聯合國。但是，不能加入聯合國，在臺獨歷史記憶中，被視為國府的錯誤，國際層面則是中國打壓的象徵。新仇舊恨，熬過蔣經國時代的獨派，自然抱持該歷史認識，熱衷推動對聯合國的參與，才能表示不向中國在國際的打壓屈服。
聯合國雖非國家的構成要件，但也有國家確實將其定為外交原則，例如日本的外交三原則，第一條便是「聯合國中心主義」。美國訓練的國關學者，常難以理解這條應當如何解釋。簡單而言，比起堅定支持與美國共存亡的自由世界，支持因為亞非國家興起，導致歐美無法永久掌握的聯合國，對於戰後積極擺脫美國，發展亞細亞外交的日本而言，在外交解釋的彈性會高很多：日本可以跟美國有共同的價值或戰略，不一定要有一樣的命運呀！
但顯然，臺獨主張者對於聯合國的思考，並不是基於這種綿綿無絕期的對美平衡盤算，而是對於歷史背景的忽略。國民政府失去「中國代表權」的原因，在於1960年代亞非國家興起，並且逐步挑戰西方國家在聯合國的地位。亞非國家對於國府的操作偶有不滿（例如蒙古案），但並非與國府天生有仇，而是權衡與華府的關係，以及支持共產中國所能帶來的利益。有些人主張當初如果以「臺灣」加入聯合國，至少可能可以保持席次，這種看法忽視了美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在當時早已不復戰後初期。並且，國府喪失中國代表權本來就是時間問題，對國府也只能在法理的象徵性帶來利益。相比於越戰問題、季辛吉訪問北京（這代表向中國市場開綠燈）、以及美國在亞洲的布防調整，中國代表權是重要的歷史記憶問題，但非真正涉及國家存亡的關鍵問題，當時也並非各方國家利益之核心。
結果而言，沒有中國代表權的國府，反而為了爭取臺灣人支持，在經濟發展更為亮眼。如果臺灣的經濟可以加倍發展，臺灣人應該很樂意在聯合國再少一個中國代表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