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是以巴衝突的反覆流血，其結果必然是讓以色列的「大屠殺受害者」身分持續失血。例如德國物理學家、大屠殺倖存者哈喬·邁耶（Hajo Meyer）就在2003年（第二次大起義的第三年）寫下《猶太教的終結》（Het einde van het Jodendom），指責以色列濫用大屠殺來躲避壓迫巴勒斯坦的罪行；無獨有偶，2018年3月加薩邊境示威事件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也在同年7月痛批，「希特勒（Adolf Hitler）精神在以色列繼續存在」。
而2023年10月這輪以巴衝突的炸裂，無疑加劇了前述輿論格局的傾斜，讓「以色列是新納粹」的敘事更有市場。
例如沙烏地國王大學的政治社會學教授哈立德·達希爾（Khaled Al-Dakhil）就在衝突不久後公開批評以色列「以納粹風格推行其政策」，稱以色列「正在發動戰爭、屠殺和沒收土地，以建造定居點並迫使原住民流離失所。誰反對，誰就會被指控為反猶主義，但正是他們從德國帶來了納粹主義。」
2023年12月，獲得漢娜·鄂蘭政治思想獎（The Hannah Arendt Prize for Political Thought）的美國知名記者瑪莎·格森（Masha Gessen）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上撰文講述加薩戰爭，文中譴責哈馬斯10月7日的襲擊暴行，同時也批評以色列轟炸加薩地帶，「堪比納粹清洗東歐貧民窟」。可想而知，這篇文章引來德國以色列協會的抗議，瑪莎·格森的獲獎資格一度受到影響，不過因頒獎單位力保，最後還是以推遲典禮、縮小規模的方式，讓瑪莎·格森成功領獎。
2024年2月、國際法院對以色列種族滅絕案作出臨時判決不久後，巴西總統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公開發聲，稱以色列正對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滅絕」，「這不是一場士兵對士兵的戰爭。這是一場準備充分的軍隊與婦女兒童之間的戰爭」，盧拉更表示「加薩地帶巴勒斯坦人民所發生的事情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除了希特勒決定屠殺猶太人的時候。」當然，以色列也為此暴跳如雷，並將盧拉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稱除非盧拉道歉否則將被拒絕入境，但盧拉無動於衷，巴西外交部則直接召回了駐以色列大使。
顯然，在以色列兵強馬壯、持續大開殺戒的現在，「大屠殺受害者」身份越來越難遮掩加薩的遍地鮮血，倒是「以色列是新納粹」的論述越來越有市場，且論者所要付出的政治不正確代價比過去任何時候都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