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70周年，時至今日，當年曾親身經歷這場戰爭的人們，也從十幾到二十幾歲的青澀少年郎，變成今日高齡八、九十歲的耄耋老者。而七十歲以下的所有人，都只能從各種歷史材料與政治宣傳中，去認識這場改寫無數人命運的大戰。
雖然戰火已遠，但東亞的政治格局依然深受二戰以及接踵而來的冷戰餘緒所影響，尤其中、韓、日對於二戰的歷史記憶與態度，更對彼此的外交關係造成深刻影響。李登輝前總統日前一席「當時我是作為一個日本人為祖國而戰」的言論，在台灣也引發各方政治人物以及輿論的批判與討論。
但二戰究竟是什麼？與我們的國家、民族、政府，乃至於我們每一個人的意義又是什麼？在種種國族與歷史記憶的眾聲喧嘩下，日本慶應大學總合政策學部的小熊英二教授，對自己曾經擔任日本兵、戰後以戰俘身份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最後重回日本社會的父親進行數年訪談，並寫成《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一書，詳實敘述了父親從出生至今的遭遇，試圖從一個尋常百姓（而非政治人物或軍事將領）的觀點，去重述這一段至今猶讓人霧裡看花的當代史。
適逢該書在台發行中文版，小熊英二也親自來台訪問演講，風傳媒特別在其下榻的飯店對他進行專訪。小熊教授除暢談寫作本書的心路歷程，至於二戰及其後的冷戰格局對日本及東亞政治造成的影響，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了「（具有）同理心的想像力」的重要性，小熊英二也認為建立良好的信賴關係是改善東亞國際關係的首要工作，而這個工作每個人都責無旁貸。
以下為訪談全文（上篇）
談《活著回來的男人》與口述歷史
Ｑ：《活著回來的男人》這本書是您對父親訪問而寫成的著作，父子關係在您寫作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助益或麻煩之處？
Ａ：簡單說，困擾的地方一個也沒有，倒是優點確實很多。
Ｑ：可以請您舉例嗎？
Ａ：比方說，因為是自己的老爸，所以在訪問時什麼都可以問。
Ｑ：您在書中有提到一些父親的負面經歷，比方說在西伯利亞被強制勞動時曾經偷竊，而且偷的是同伴放在自己衣服裡的麵包。回到日本之後，他在會計工作上也曾配合公司製作假帳。這些明顯都是不好的事，如果是一般的歷史研究者，問到什麼可能就是盡量寫，但今天對象是自己的父親，所以您在下筆時有沒有掙扎？或者是有沒有先問過父親可不可以寫？像是能不能告訴別人你偷過東西？
Ａ：完全沒有。
Ｑ：不會擔心父親不高興嗎？
Ａ：完全不會。不過我有把文稿全部讓父親讀過了，他說「我可以理解」，我父親只有對事實的部分進行確認與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