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總統立委選舉，小黨在兩大黨夾殺下取得了一些空間，獲得不少正面評價，其中，出櫃的區域同志候選人，如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的吳紹文、楊智達、苗博雅、呂欣潔等人也衝出較以往小黨的突破成績。過去以來，異性戀候選人伴侶幫忙助選是經常發生的現象，而想積極投入選戰的同志候選人伴侶，在選戰中又會面臨什麼樣的挑戰？本文想談談這個比較幽微的角落。
候選人伴侶的工具性與主體性
親密關係的公共化，是選戰期間異性戀候選人與其伴侶必經的歷程。在傳統價值中，良好的伴侶關係容易給選民穩定與值得信任的形象，能發揮拉抬選情聲勢的效果，而候選人伴侶一旦決心進入選戰後，便不免面臨工具性與主體性的問題。
工具性方面，諸如一起拜票、投入選舉工作、曝光亮相、被肉搜、分身跑攤等等，伴侶是候選人的助力，可分流選區服務，將選舉動能最大化；選民也可透過候選人身旁「老婆/丈夫」的良好形象，來加深好感度和信賴感。而主體性方面，由於選民通常透過媒體和社區活動來認識候選人，因此若候選人的伴侶沒沒無聞，選民較容易將伴侶辨識為沒名沒姓的「候選人的老婆/丈夫」；然而若「老婆/丈夫」個人的象徵資本較多，例如伴侶較有知名度，選民在認識候選人前就聽過這位伴侶，其主體性可能將會較高，有更多表達自由意志的空間。
例如葉湘怡（Doris），雖身為中正萬華立委候選人林昶佐的婚姻配偶，但也同時為國際知名的閃靈樂團團長，因此儘管在較為草根的選區，仍必須作為一個「候選人的人妻」替選舉拉抬聲勢，但其主體性相對較高，較容易表現自己的意志，甚至在特定領域的評價高過林昶佐。而高婉倩或蔡依珊，雖然具有家族顯赫背景，但其媒體聲量並沒有比朱立倫或連勝文大，因此在許多部分多表現以維護丈夫利益為主，有時還可能有點「勉強」的感覺。而蔣萬安的老婆雖然投入選務甚多，但相對輪廓更不清楚，甚至姓名可能都沒有被選民記住。
整體來說，伴侶對選舉的助益，在台灣仍以異性戀男性候選人為主，「老婆」具有替選情加分的特性，而異性戀女性候選人的丈夫或伴侶，也許基於傳統性別框架的束縛，則較不會以這樣的模式站上政治舞台。
同性伴侶「現身」、「出櫃」的社會意義
當同志候選人與其伴侶準備進入傳統選舉場域後，又該以什麼面貌出現？是如異性戀候選人一樣操作，或是有其他可能，這是此次選舉中同志候選人伴侶遇到的挑戰。
在同志運動中，同志於真實世界的「現身」、「出櫃」是十分具有社會意義的，經由「同志就是存在於你的生活周遭」的特意展現、或利用刻板印象而敢曝（camp），去衝撞主流既定價值。例如每年同志遊行便是一場大型的「現身」，可促使社會更加正視和思考同志的處境和權利；或「同志生活」的自我實踐，獲得身分認同的歸屬感。
若以同志運動倡議為考量，選舉無疑是政治（Politics）的，但也同時是政治的（political）；是一場大型的「現身」活動。同志候選人的出現和發聲，衝擊了受傳統保守價值深植已久的選舉場域，而同志親密關係的公共化，藉由同性伴侶在社區活動的雙雙拜票，儘管工具化的操作看起來和異性戀一樣，反而更具有十分重要的「現身」和「敢曝」意義：
這兩個同性別的人就是男不男女不女，她/他們不是好姐妹，也不是好兄弟，而是會做愛的伴侶，並且她/他們要選舉，還要跟你拉票。
這種操作方式特別適用於以全國倡議為基礎的不分區立委，例如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的許秀雯與簡至潔。在各式場合中，可見簡至潔同時以「許秀雯的伴侶」及「伴侶盟秘書長」的雙重身分自我介紹，以各種方式彰顯同性伴侶的形象和價值。
社會保守價值的強迫入櫃
然而，若以取得區域立委席次為考量，選舉無疑不見得是政治的（political），而可能是單純政治（Politics）的。由於台灣屬於單一選區制，以勝選為目標的區域立委候選人，往往必須盡可能囊括該區域的最大公約數，其政見、對外發言和形象，便容易趨於謹慎。同志候選人在區域選戰上，同志身分便成為一種「奇特」的存在，是個人特色又不能太彰顯，是誓死捍衛的認同卻又是不想被追問質疑的理由。而在日常生活中已出櫃的同志候選人伴侶，若要積極投入選戰，更將面臨許多古怪尷尬的處境。
在幾位同志區域候選人之中，松山信義、具有同志諮詢熱線背景的呂欣潔算是「現身」最積極的候選人。其伴侶陳凌全身投入選戰，兩人不但公開註記成為第一對台北市的同性伴侶、雙雙以婚紗造型出席酷兒影展，還舉辦大型辦桌婚禮，藉由同志議題的話題性，增加同性伴侶在媒體上的能見度，從一片老邁沒有新意的選情中，添增了屬於同志的熱力。
然而就算如呂欣潔般同志色彩如此鮮明的選舉形象，區域活動仍不易見到大張旗鼓如葉湘怡、高婉倩或蔡依珊等異性戀候選人的競選方式，披上「伴侶」戰袍拜票的情景。或許有些選民知道呂欣潔的「那個陳醫師」是誰，但在大多數情況，在選民眼中，「那個人」可能只是候選人的辦公室主任、助理、志工，而不是「伴侶」，其他較不強調同志色彩的同志候選人及其伴侶處境則更加如此。
這其中便存在一種身分認同的難題。以文山中正區為例，苗博雅個人陽剛氣質明顯，在市場拜票時曾當面遭受「不男不女」、「為什麼不留長髮」的質疑，而此時也同樣投入拜票行程的伴侶，其身分與立場便顯得尷尬，究竟是否該「現身」，該用什麼方式參與選舉面對選民？在保守型選民較多的本區，一直彰顯同志特質會不會影響選情？選民對同性伴侶的接受度是最大公約數嗎？每一步反應和表現，在在都是考驗。
選區內社會保守價值的氛圍越強烈，同志候選人的身分認同就越經常被隱形、被視而不見，面臨「被迫入櫃」的處境，伴侶則改混入「助理、辦公室主任、志工」的人群中。因選舉為長時間白天到黑夜的消耗戰，這種伴侶關係的長久隱身，將壓縮平日經由同性伴侶生活而自我肯認與歸屬的空間，同志認同的被壓抑成為日常，相比已公開出櫃的候選人，隱身的伴侶將陷入更深一層的入櫃壓迫，漸漸失去過往出櫃的自由空氣，重新被推入暗不見天日的櫃子裡。
踏出「再次出櫃」的第一步
在異性戀價值主流的社會下，很自然地，每個人從小會被預設為慾望另一個生理性別，異性戀的親密關係不需要特意「出櫃」被社會看見、或藉由日常實踐來獲得同志認同的歸屬感。也因此對一些投入選戰的異性戀候選人伴侶來說，為了彰顯自己的主體性，有些「老婆/丈夫」反而不願意強調其身為候選人伴侶的角色，例如葉湘怡寧願做為閃靈團長Doris、林昶佐的戰友，而不是「林昶佐的人妻」，更在選後要林昶佐披上「葉湘怡的人夫」的布條，扭轉「老婆屬於丈夫附屬物」的傳統權力關係和價值。
然而對同志來說，很遺憾地，能夠在傳統選區內自在地以伴侶身分向選民拜票，讓親密關係「再次出櫃」，便是衝撞社會主流、讓選民從視而不見轉向看見「同性戀的親密關係」的第一步了，其積極性意義仍有待持續挑戰。期待有朝一日，在日常生活中已出櫃的同志們，於選戰內也能更自由地在陽光下呼吸，能在傳統政治舞台中，擁有更多主體詮釋空間，展現更多元繽紛的價值。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碩士。著有《我在「女僕喫茶」工作: 跨/次文化中的女性身體與表演勞動》碩士論文、《人間社會學》〈觀看與臣服〉、《動漫社會學：別說的還有救》〈Cosplay與夢想：女僕咖啡館的慾望邊界〉、合著有《臺灣社會學刊》〈從情緒勞動到表演勞動：臺北「女僕喫茶（咖啡館）」之民族誌初探〉。關注性別、文化、政治、人權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