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是國際學術界的一位泰斗級人物。就學術成就和國際聲譽而言，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不能與之相比。之所以把這兩位學者聯繫在一起，是因為他們都由於某種原因被邀進中南海，成為當今皇上的座上貴賓。
筆者不是學問中人，因此，對這兩位學者進中南海前後的態度，所表現出來的人格特徵，比對他們的學問更有興趣。將兩位外賓展現出的學術人格做一個對比，我們可以認識西方學者人格的自由性和獨立性，看出華裔學者人格中根深蒂固的依附性。
為何兩位學者同受天朝青睞？
去年11月3日，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應邀到北京，與習近平會談。據說這次會見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推薦的，但究其根本，還是由於紅朝對福山的一廂情願的誤讀。中國官方誤以為福山新的學術研究有與他們一致的地方，可以利用來鞏固專制王朝。
福山出生於美國的一個日裔高級知識份子家庭，接受過嚴謹的西方學術訓練。作為政治學家，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其主要觀點是：西方國家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
這一觀點曾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轟動，也受到了各方面的挑戰。人們用民主國家的亂象和專制國家的韌性來反駁福山的結論。專制主義的「中國模式」繼續存在甚至發展，也衝擊著福山的結論。
福山是一位在智識判斷上比較謙卑的學者，他的歷史將終結於自由民主制的論證，主要是心理學意義上，即人都有尋求承認自身價值的心理需要。那麼，這個論證在社會政治現實上情況如何？二十多年過去，福山似乎不再那麼樂觀，他沉澱下來深入觀察研究，中國成為他的一個重要的研究物件。
在紅朝的御用學者眼裡，福山的思想似乎發生了變化，他的「歷史終結論」似乎有了修正。例如，福山后來的文章比較強調「法治」，這似乎與習近平的主張不謀而合。在談美國制度的弊病時，福山還強調了「國家能力」，這更是令高度集權的紅朝深感興趣。這是福山被邀進中南海的背景。
與福山的西方背景比較，鄭永年則在本質上是屬於東方的學者。這位出身於中國浙江農村的學者，曾經親歷天安門民主運動，後去美國讀書深造，學成後到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為李光耀及其政府提供服務。
由於在中國農村親身經歷過底層社會的黑暗與醜陋，鄭永年對中國有一種責任感，對中國的弊病例如社會失序，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也許是受了李光耀的影響，從歐美遊學回來，鄭永年不再如天安門時代那樣崇尚民主自由，轉過來身來，對一黨專政下的「法治」有著熱烈的期待。他長期為中文媒體寫專欄，評論中國的公共問題。據說，鄭永年的著作被列在習近平的書單上，他本人已多次被習近平接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