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起，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蘇文鈺帶著研究生進入嘉義偏鄉教程式，除了花費極多時間，龐大金錢成本也需要靠群眾募資來支援。在東石這個小漁村裡，他看見了孩子最力爭上游的一面，也見識了偏鄉經濟弱勢的現實狀況。
身為大學教授，從偏鄉的兒童教育到大學課程，他反思台灣教育的問題所在，也在其著作《做孩子的重要他人》裡提出最透徹的觀察結果......。
我選擇紐約作為留學的地點，一大部分的原因是音樂相關行業中最大、最好、最新的元素，都集中在紐約。例如全球最大的淘兒唱片行（Tower Record）就落腳在這座城市，林肯中心旁及西四街上那兩家淘兒與散布在紐約大大小小的二手唱片行，都是我課餘時間最常流連忘返的去處。
我不知道是否每一個留學生都要經歷過一段嚴苛的考驗，但是從小以來都是被保護著的我，第一天到紐約甘迺迪機場就錯失來接機的朋友，接下來一連串的不如意，讓我懷疑到美國念書這件事是否是對的。
當時紐約即將入冬，我人生的第一場初雪像在配合演出一樣，晶晶亮亮地詮釋著那破了一地的心，因為我期中考的成績超過半數的科目都不及格，我的自信心下降到谷底。
站在紐約街頭，熙來攘往的人群從我身邊走過，他們或是低頭趕路，或是昂首邁步，每個人都朝著既定的目標前進，只有我拖著踟躕的腳步，不知道未來在哪裡，一直到臉龐冰涼刺痛的感覺喚醒我，才知道北國的淚水會在臉上結冰。
那個當下，我好想買張機票回台灣，什麼學位、成就，似乎都不重要了，但是家人的期許，讓我無法如此任性。於是，我將專輯唱片放進提袋中，希望自己被逮，被遣送回台灣。我心裡很清楚這麼做很傻，也知道這是足以影響我一生的錯誤，但我一邊想像自己會有多麼後悔，一邊又止不住自己的腳步往門口邁去。
大門口的磁條感應器不過十步之遙，再走十步、再走五步，警鈴作響，我會被警察銬上手銬，以竊盜罪嫌移送法辦。
就在離感應器不到五步距離時，有人在我的肩頭拍了一下。我回過頭去，那是一位身材高大的非裔男性店員。他有黑人特有的捲髮，跟其他店員一樣穿著白色襯衫，外搭黑色西裝，脊背挺得筆直。我和他的身高差了幾吋，平視時只能看到他的下巴。
他並未開口說話，只是用手指著我的提袋，然後伸出右手的食指，在我眼前搖了搖，接著往他背後的唱片架一指。
他的眼中沒有任何指責、輕視或是排擠，反而透出悲憫的光輝。
我心頭一緊，幾乎嚇出一身冷汗，趕忙把唱片放回架上，羞愧地急著想離開。就在我再次接近大門時，一位白人店員將我攔下，把我請至一旁，並要求我打開提袋受檢。他發現袋中空無一物時，表情有些驚訝，但隨即擠出笑臉致歉，還親自送我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