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誠的面對歷史，在台灣何其容易，我們連歷史課綱問題都很難取得共識，究竟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從很多面向來談歷史，一定得決定單一面向？對此，在德國養育2個孩子的龍應台相當有感觸，也從德國歷史教育，學到寶貴一課。她直言，歷史學習沒有必要「把所有的複雜角度，變成一個角度，定於一尊。」
學歷史一定要有課本嗎？
德國中學相當於台灣小五，長子安德烈12、13歲的時候，龍應台一次好奇問孩子「你們歷史課本長什麼樣子？給我看一下。」安德烈回答：「哪裡有課本？沒有課本。」
龍應台當時覺得，沒有課本老師怎麼教？但瞪著眼睛看媽媽的安德烈覺得問題很奇怪，歷史為什麼要有課本？那時候龍應台才發現，德國老師教12、13歲孩子歷史的時候，是要孩子去找原始文獻。
從不同觀點的原始文獻作討論
比如說希特勒政壇崛起過程，1933年五月曾經發動焚書運動（Book Burnings），之前又發生「國會縱火案」（Reichstag fire），老師就要學生先看事件發生前某個重要演說內容，接著看當時的報紙報導、不同陣營政治領袖發言內容、某場會議記錄：然後整班同學聚集討論。
他們不用課本，而是大家都去看當時的資料，不同學生可能找到詮釋相互牴觸的資料，所以要互相討論、辯論，考試則以申論題方式，寫出他們對特定主題的理解，這樣的教學過程，讓龍應台感覺震撼。
歷史對個人的價值何在？
安德烈16歲的時候，龍應台也好奇跟他要國（德）文課的書單，看到當中包括德國流亡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的劇本《伽利略》（Leben des Galilei），學生讀了劇本之後一起討論。
伽利略是發現地球繞著太陽轉的科學家，他發現的真理，跟當時權威、亦即教會系統見解相反，讓他面臨死刑的壓迫。龍應台說，在課堂上，16歲孩子對於文本的討論，讓人印象深刻的：
「作為個人，明明知道自己所相信的是真的，可是如果說出來就會死，那該做怎樣的選擇？也就是你面對絕對權力，那個絕對權力與你個人相信的相反的時候，你該如何自處？」
看待台灣歷史有沒有更超然的角度？
回歸台灣人70年後面對二戰，龍應台問：到底是應該從「我是台灣人，我主張台灣獨立」這個角度出發，選擇你要相信的歷史、要堅持的主張？或是從「我是中國民族的信仰者」的角度來擁有自己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