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幣制改革時，新臺幣就印有一元、五元、十元及百元券四種，但百元券並未發行。據我事後的研究，當時百元券未發行，有三個原因：一是大陸通貨膨脹經驗，鈔票面額愈發愈大，通貨膨脹不斷升高，形成了惡性循環；二是台灣光復初期，由於物價急遽上升，原有萬元鈔票已不能適應需要，增發十萬元券，最後臺灣銀行發行百萬元的定額本票，與鈔票於市場並行流通，其氾濫情況之嚴重，可想而知。因而有聞「大鈔」色變之懼；三是當時新臺幣限額發行，總金額發行有限，沒有發行百元券的必要。當時印製百元券，是備日後需要之用。
但嗣後各年物價一直未能真正穩定下來，加以1958年爆發「八二三炮戰」，1959年7月畢莉颱風肆虐台灣東北，8月又發生暴風雨的「八七水災」，使中南部造成嚴重傷害，以致1958、1959年物價又呈兩位數上升，政府不得不繼續採取緊縮措施。
1960年上半年物價已趨穩定，而臺銀原訂的限額發行早已超過，臺銀增加了「限外發行」，1959年底總發行額已是限額發行的十倍以上，原發行的十元券早已不敷需要，致使大額交易帶來不便。於是臺銀尹仲容董事長於1960年6月9日在例行記者會中指出：「1949年6月15日發行新臺幣時，百元券已經印妥，但因客觀環境未成熟，以致沒有發行。政府於12年後的今天，主要是台灣經濟發展環境已改善，尤其去年5月31日新臺幣發行量為26億7800萬元，而今年5月31日的發行量卻減少為26億1000萬元，不增反減。因此，政府才決定於此時推行百元券」。
此一訊息經媒體發布後，引起社會恐懼而反對，尹董事長當時解釋，根據專家研究，發行大鈔與物價變動沒有直接關係；影響物價上漲的是貨幣數量增加率，超過物資與勞務增加率。他繼續以輕鬆的口吻說，如果發行大鈔物價就會上漲，那麼臺銀廢止十元以上的各券，改為一元券，看看物價是否會下跌？
可是仍有反對發行大鈔的立法委員，在立法院院會中，興師問罪，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停止發行，否則要追查行政責任。尹董事長在立法院答詢時，一再說明發行大鈔與物價上漲沒有關係（如以上所說）。但立法委員聽不進去，要追究行政責任，尹董事長便表示：「這是我個人所做的決定，要是影響物價，我當引咎辭職，受一切處分。」
結果1961年，台北市躉售物價上漲率，自1960年上漲14.15％，降為僅上漲3.23％，1962年上漲3.04％；消費者物價自1960年上漲18.4％，1961年降為上漲7.83％，1962年更僅上漲2.37％，連續保持兩年的物價穩定，證實了尹董事長當時的決定的正確，風波才逐漸消失。
尹先生雖敢於改革，勇於承擔，但所遭受的阻力及困難從未少過，因此，曾任中信局祕書處長的周君亮，在尹先生逝世後，為紀念其老長官，撰寫〈身後但餘書滿架—追記尹仲容先生〉文中，在談到尹先生發行百元券，遭遇的反對責難時，寫到他（指尹先生）的改革辦法，不獨需要真切的遠見及特識，更其需要敢於揹起十字架的精誠。「擇善」需要智慧，而「固執」卻更需要勇氣。真是一針見血。
作者介紹：葉萬安
民國15年出生於南京市，祖籍浙江紹興。民國37年國立上海商學院銀行學系畢業，分別於53年及59年在國際貨幣基金（IMF）研究所及世界銀行經濟開發研究所（EDI）各研修六個月。
曾任台糖公司副組長、行政院經安會工業委員會專員、行政院美援會專門委員、經合會綜合計畫處處長、經設會經濟研究處處長、經建會副主任委員，於民國81年5月退休。
曾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創始委員迄今58年、普查委員會委員41年；曾先後兼任東海大學、東吳大學、台灣大學副教授17年；曾擔任經濟日報主筆40年撰社論1,927篇，以及撰寫專論一百餘篇。
現兼任中華經濟研究院政策研究諮詢顧問，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及普查委員會委員。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天下文化《台灣經濟奇蹟的奠基者 尹仲容》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