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秋天，張愛玲悄悄來到了臺灣。即將離臺，被一位晚報記者發現行蹤，在報紙上寫了小小的一段新聞，張愛玲只淡淡的表示：她來臺灣是拜訪親戚。作家水晶讀到那則短短不到一百字的消息，對王禎和說笑：「那名『親戚』就是你。」
二十五年過去，禎和不曾向別人談起張愛玲，也不曾寫下隻字片語。當《聯合文學》雜誌決定在第二十九期做「張愛玲專卷」找到他時，他還說不是時候；經過數次密談，他點點頭：「讓我試試！」
半個月之後，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我收到禎和一封限時信：
彥明：很抱歉，元旦四天假都花在寫回憶張愛玲。寫到一月四日很晚的時刻，把稿紙都撕了……
讀罷信，我心中不忍，立刻撥電話給他。他一聽出我聲音，立刻很懊惱的說：「很抱歉，我真的寫不下去。」「我懂，完全懂，沒關係，不要這篇文章了。對不起，這些天讓你那麼痛苦。」
張愛玲卷籌備得差不多了，最重要的兩篇文章卻落空，心中悵悵然：一，原擬請林以亮先生記張愛玲的電影劇本寫作生涯，因為張愛玲替電懋寫劇本時，林以亮先生是該電影公司的製片，相交極深；他身體違和，不便勉強。另一，希望禎和雜憶張愛玲，他卻寫不成。
沒有這兩篇文章，專卷似乎變得灰灰濛濛了，而張愛玲這樣一位重要的作家，要做她就得做得像個樣子，否則便不要做了。因為這種感覺，整個月日子過得沉沉鬱鬱。農曆年假之後，我忍不住拿起電話撥給王禎和，狠著心說：「明天下午兩點我來找你。」
一九八七年二月三日下午二時，我們兩坐在臺灣電視公司的電影存片室，進行了下面的訪問。
丘：為什麼寫「雜憶張愛玲」，寫到最後卻把稿紙全撕了？
王：元旦四天假都花在寫回憶張愛玲，還打電話到花蓮，查問一些事情。我耳朵不好，都是麻煩我太太替我詢問。可惜的是，時間隔得太長，二十五年多了，沒人記得起來。每天寫了撕，撕了寫，寫到一月四日很晚的時刻，頓然一悟——我寫張愛玲，那種文章會像「少男少女」寫的，我步入中年了，不好意思！覺得不宜寫，便把稿紙都撕了。
丘：但是單寫她在花蓮的遊記，不是頂有意思的？
王：我覺得此類文章價值較小，特別是研究價值小。我剛讀了《聯合文學》二十八期「關於沈從文專號的迴響」，蔡源煌教授提到：沈從文專號卷五評論部份，朱光潛先生的兩篇參考價值較小。如果評論部份再充實一點，可能更有意義。評論文章，除了要求批評的洞察力，也應力求周延；惟此，配合作家作品之精選一併刊出，更能夠評估該作家之成就。
寫張愛玲到花蓮遊玩觀察，實在沒什麼意思。這樣一位文壇重要人物，寫對她的「驚鴻一瞥」，覺得很俗套。何況那幾天的旅遊，也沒什麼特別的，引不起讀者的興趣，萬一壞了她的形象，這樣是不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