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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歲「捀斗」,60年後見父親死刑判決 她困惑:白色恐怖加害者在哪?

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丁螢雪(左)質疑,白色恐怖的「真相」在哪?加害者在哪?有補償金就能平反嗎?(人博館提供)

「我從小也不懂得去問、也不敢問,我一直沒有很認真探討我父親為什麼被關、為什麼會死……」5日國家人權博物館進行5冊白色恐怖口述史新書發表會,如今受訪者之一、年近70的受難者家屬丁螢雪,其父丁桂昌於1957年因涉「台灣軍人監獄在監馬時彥叛亂案」遭槍決後,丁螢雪一直困惑父親為何而死?母親為何離開這個家?真相為何?如今雖然收到促轉會一紙回覆名譽證書,也在2017年終於看見父親的死刑判決,丁螢雪仍困惑:白色恐怖的「真相」在哪?加害者在哪?有補償金就能平反嗎?

據人博館白色恐怖口述史第5冊《話當年父兄蒙難》採訪,丁螢雪出生於1952年,父親丁桂昌在她6歲、1957年就過世,家人說那時丁螢雪替父親「捀斗」時,沒人敢來拈香,因為丁桂昌是被「銃殺」(槍殺)的,傳統上認為做壞事才會被槍殺。至於母親,在父親坐牢時就已離婚了,丁螢雪一直困惑,為何母親要離開?甚至深覺被拋棄,歷經60多年依然好奇:媽媽是不是因為離婚的不幸,為了把過去的不愉快忘掉,才當作沒有我這女兒?

「對父親的了解都來自親戚跟祖父喝酒聊天時的片斷訊息」

而5日丁螢雪現身時表示,她其實從沒見過父親,只知道父親當年參加讀書會、有人來家裡搜到幾本馬克思的書、父親就沒回家過了,第1次判12年、後來判死刑,說是因為他在監獄參加叛亂組織──這些事情丁螢雪也是到長大才知道的,家裡沒人講、她不敢問,對父親的了解都來自親戚來訪、跟祖父喝酒聊天時聽到的片斷訊息,直到1999年有白色恐怖受難者申請補償,她才積極去尋求理解父親的事,表姑也把父親的書信轉交給她。

儘管丁螢雪從未見過父親,卻也因為父親的死受到許多折騰。她記得自己從初中到高中6年,每1學期都會被教官叫去、直說「妳爸爸是匪諜」。那是個無法講台語、只能說北京話的年代,「匪諜」一語更是沉重,即便有些老師知道狀況,但也總覺得「你父親被槍斃,一定是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因此丁螢雪一直想把父親的存在抹煞掉,不想讓人知道父親是怎樣的人。

「現在想想真的很慚愧,一直覺得好像非常不名譽,也是很怨嘆說爸媽都不在、一個人寄人籬下……我後來長大了,比較能去理解當初的事情。」丁螢雪說,當年父親被槍決時,丁螢雪才6歲,如今丁螢雪已年近70,她明白雖然丁桂昌當年參加讀書會讀的都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書,但應該不是真的「匪諜」,死刑判決指控丁桂昌參加「再叛亂」組織,那應該也是思想叛亂、不是槍桿子叛亂──然而丁螢雪也曾困惑:爸爸到底是不是傾向「那一邊的國家」的共產主義信徒?後來她才明白,當年許多高知識分子確實心裡都嚮往社會主義,但那跟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是不一樣的,她也跟許多前輩聊過、接受中研院台史所所長許雪姬訪談,心裡才豁然一些。

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丁螢雪表示,透過與中研院台史所所長許雪姬(見圖)的訪談,心裡才豁然一些。(人博館提供)

「家裡有變故的家屬,生活上、成長上的艱辛,大家應該有所體會……歷史不能回頭,我們要繼續往前,現在政府要朝向盡量把白色恐怖時期檔案開放,我們希望促轉會幫忙釐清一些以前白色恐怖時代的案子、讓我們也了解一下──我們當然有收到『回復名譽證書』,但人都死了,這有什麼用呢?」丁螢雪說。

曾被控涉入「美麗島事件」的《美麗島》雜誌社前主編陳忠信表示,自己曾看過人博館的紀念碑,上頭超過8000人,他一個個看,從1947年看到美麗島,「我們美麗島案算是最幸運的,最囑目,但我們承受苦難比起前輩,小事一樁啦。」至於所謂「前輩」見證,還有如今高齡90、當年曾被控傳閱台獨書籍捲入「海軍台灣獨立許昭榮案」的陳水清。

《美麗島》雜誌社前主編陳忠信(見圖)表示,美麗島案算是最幸運的,最受囑目,但承受苦難比起前輩算小事一樁。(人博館提供)

陳水清出生於1930年、成長於日治時期,他還記得1947年國民政府軍隊來台時,父親直呼「失望」,1950年陳水清到台北工作,也常看到車站貼著各種公告,「常常在槍殺人,這些人被抓去,台北車頭都有公布,紅字打叉叉就是槍殺……人的生命是很重要,不是這樣那個……」

陳水清開始在思想上對國民黨有所不滿,隨後又歷經牢獄之災,如今他盼望的是,「我希望蔡英文總統可以堅持台灣民主,我們後代子子孫孫才可以幸福。」

白色恐怖受難者、高齡90的陳水清(見圖)當年曾被控傳閱台獨書籍捲入「海軍台灣獨立許昭榮案」。(人博館提供)

丁螢雪、陳忠信、陳水清皆是人博館「館藏口述歷史主題整理」第3至7冊的受訪者之一,而談起口述史之意義,人博館館長陳俊宏表示,「歷史真相追求」是進行加害體系究責、被害者賠償、政治反省等轉型正義工作的最重要前提。在德國也有倡議過「追求真相的權利」,人們必須知道歷史發生什麼、為何發生、有誰參與,要求國家積極保存歷史檔案並公開──然而,知道檔案不等於真相的全貌,檔案必須跟口述見證一起對話、一起研究,才能湊出歷史真相。

陳俊宏表示,受難者見證之所以重要,是因過去戒嚴體制下,這群受難者與家屬是一段被噤聲、失語的存在,在國家威權體制論述下是一群「背叛體制的人」或「為了國家安全必須付出的成本」,當年政府不只剝奪他們的自由、也剝奪他們自己在歷史詮釋上的重要權利。

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中)認為,受難者見證之所以重要,是因過去戒嚴體制下,這群受難者與家屬是一段被噤聲、失語的存在。(人博館提供)

因此,陳俊宏認為,透過國家進行口述訪談與徵集很重要,一方面回復受難者名譽,一方面讓他們的苦難與聲音被聽到,「透過他們把故事說出來的過程,他們不只是真相提供者,也是我們重構歷史記憶的重要參與者,能突顯受難者的主體性與能動性。」

陳俊宏表示,本次新出版5冊口述史從2013年開始委託學界進行訪談計畫,有家族受難經驗,亦有過去較少看到的「綠島再叛亂案」、「新店軍監案」(即丁螢雪父親被捲入的案件)等等重要當事人口述訪談,本書主編、中研院台史所所長許雪姬則補充,當一個家庭受到苦楚,團隊實在無法決定選擇叫誰來講比較好,因此決定讓願意講的都出來講。

採訪團隊之一、北科大文發系副教授楊麗祝表示,這些受難者與家屬長達5、60年來都面對的痛苦就是家人被帶走、自己受到刑求從牢獄回來,幾乎天天驚醒、都是受害者,甚至也不太明白發生什麼事。

「家屬不了解,父母保護他們的方式就是不讓他們知道」

例如被控涉入「綠島再叛亂案」、1956年遭槍決的張樹旺,其妻與家人絕口不提張樹旺的案件,即便張樹旺留下的信件可見對家人滿滿的關心、堪稱「暖男」,張樹旺的妹妹跟孩子到了2017年還是很多困惑:為什麼有綠島再叛亂案 ?那個「ABCD小組」怎麼回事?

「家屬也不太了解,他們父親跟母親保護他們的方式就是不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就學就業有些有困難、有些沒有……」楊麗祝強調,口述歷史人人都可以做,如今出版就是為了讓歷史真相更明晰,讓轉型正義工作更奠基、穩固。

採訪團隊之一、政大文學院院長薛化元表示,1949年12月中華民國政府內戰失利、敗逃來台,當時狀況要說是「風雨飄搖、危急存亡、保衛台灣」尚可理解,但1950年韓戰發生、美國第7艦隊開始巡防台灣,直至今日中共掌握台灣海峽制空權、制海權的事都還沒發生,若說1950年開始的白色恐怖是為了「國家安全」,恐怕要打問號,這事到現在都還沒做歷史的反省。

政大文學院院長薛化元(見圖)表示,若說1950年開始的白色恐怖是為了「國家安全」,恐怕要打問號。(人博館提供)

談起訪談過程,薛化元說困難之一在於訪談要跟檔案對話、檔案來的速度永遠跟不上計畫的進度,困難之二是經過時間記憶也會變得不太一樣,但最困難的恐怕還是當團隊打電話拜訪,許多長輩、家屬依然不願意接受訪談。

「我覺得很重要原因是很多人還未走出歷史很黑暗的一面,受難不是只有受難那剎那,他人在裡面,外面的人(家屬)也在『坐牢』啊,只是情形不太一樣而已……」薛化元說。

談起下一步,薛化元仍盼望忠實記錄白色恐怖時代的社會、文化政治發展,包括所謂「加害者」這塊。事實上,有些承辦人為了保護涉案人會幫忙撇清、所謂「加害人」也有溫暖的小故事、人性另一面;至於做口述史,不只是為了當事人做,也是為了未來的人們而做,「做這些事的目的是為了深化我們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這價值深化讓台灣也許有機會更對抗外來威脅,我們的子孫也會有更好的發展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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