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思想家就從第一波民主化國家的誕生看出了端倪。從18世紀工業革命開始，人類文明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劇變，因現代資本主義的誕生，建構出新型態的貿易模式，從而根本地改變了社會形態，走在貿易和生產前端的國家，往往都能賺取可觀的財富，提供了日後政治制度演變的基礎。然而，這也意味著傳統形態的國家面臨了挑戰，新模式的興起與舊制度的殘續彼此對抗，中產階級的躍升與經濟自由主義的顛覆，刺激出新的社會變革，原本僵固單一的社會也因貿易的興盛和產業的革新轉為流動且複雜化，使得經濟與政治快速地交融與演變，最後國家就在現代化進程中被推進。
「工業革命開啟了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不僅改變了經濟生產力，也催生了現代民主制度，影響深遠。」
在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之後，現代化論者很快地注意到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之間的相容性，兩者的結合似乎成為社會進步的因子，這可以從19世紀西方物質文明的提升與人文思想澎湃得到明證。在高度複雜的社會與經濟分工下，民主不但成為趨於穩定且運行順暢的制度，還有效影響其他國家的政治發展，輻射出民主的紅利。歷史研究表明，民主是近代工業與資本累積成果的產物，現代民主只能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某些條件下發生，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社會科學百家爭鳴的狀態下，這是各路學派皆有的相似論點。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人們所觀察到民主化的動能，不外乎有兩大核心緣由：一是資本主義，二是中產階級。從社會學巨擘韋伯（Max Weber）、政治經濟學大師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到共產主義創建者馬克思（Karl Marx）都曾辯證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和中產階級的相互關係。索布爾（Albert Soboul）在法國大革命中觀察出中產階級在革命和政治轉型中扮演的角色。
馬克思更直接認為資產階級使用議會制度和民主機制來取得國家控制權。熊彼特在觀察社會與資本主義發展之後，主張現代民主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兩者相依而生。摩爾將英國議會民主制度部分歸功於資本主義下資產階級的壯大，是在愈來愈強大城市資本家與傳統土地貴族漸進協調中改革。
「中華民國的民主轉型算是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模範生，也是現代化理論十分經典的案例。」
第一波民主化國家是現代化理論最理想的劇本，他們在國家現代化發展上身先士卒，不僅得到了驚人的經濟力量，改善了人類物質生活，也意外催生了現代民主制度，並且良好的與市場經濟共生。此後，許多國家民主轉型基本上就是依照這個路徑而走，以發達的市場經濟和強大的中產階級成為民主轉型的前提。因此我們可看到，開發中國家最經典的路徑就是先以專制政府發展經濟，集中資源、控制分配和提升效率，帶領國家脫離貧窮，等到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民主的條件成熟時，政治改革將連拖帶拉地啟動。這種例子在第三波民主化最為常見，南韓與我國皆是著名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