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部講述潮汕家庭「下南洋」故事的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爆紅，引發許多人關注和討論。其中一個爭議焦點是，已入籍陸港台澳之外他國的華人，尤其與中國南方淵源甚深的東南亞華人，身份認同是什麼？海外華人與中國的關係經歷過怎樣的變遷？如今的海外華人又如何看待和對待與日益強大和影響力增強的中國的關係？
對於這些，多個媒體和社交平台上都有議論。如新加坡《聯合早報》沈澤瑋的《〈給阿嬤的情書〉的統戰啟示》一文就表示，自己的新加坡人認同是第一位，中國對自己是祖籍地但非祖國。文中也表達了對於中國崛起和對外「統戰」工作對海外華人複雜影響的思考，有積極也有憂慮。這也是不少海外華人共同的思慮。
散布在全球範圍的海外華人，祖籍幾乎都能追溯到中國大陸。他們的祖輩因為種種原因，如家鄉地狹人稠、貧窮、災荒、戰爭，或就是一些機緣巧合，推著他們背井離鄉來到海外討生活，並紮根在異國他鄉。也有一些晚近才因留學、工作等原因移民海外的新一代華人。
有的華人保留了強烈的中華傳統文化與習慣，講中文、吃中餐、拜中國神，與中國的親友保持緊密聯系。有些華人高度融入所在國家，語言和習慣本土化，與當地人通婚繁育。但無論更「本土」還是更「中華」，大多數海外華人從血緣到關系網、從生活習慣到文化特征，總還是有些與他族相比的獨特性，與遙遠的祖籍地中國有些相似與關聯。這種關聯絕不止於「祖籍地」這一點，而涉及到身份認同、文化、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和深層次。如《給阿嬤的情書》中的「僑批（書信和匯款合一的通訊方式）」，正是東南亞華人與中國連接的物理紐帶和見證。
在民族主義興盛的19-20世紀，也正是華人移居海外的高峰期，以及更早一代已在異域安身立命華人民族意識的覺醒期。當時的許多海外華人（基本都是漢族人或漢族身份認同者）都對中國有強烈的祖國情結，並積極參與到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反抗外敵入侵、各種社會運動浪潮。20世紀初一系列反抗滿清王朝的起義和中華民國建立，海外華人起到非常重大和關鍵作用；抗日戰爭期間華人捐款捐物，還有如「南僑機工」親身投入抗戰；後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南洋華人也有不少參與。1945年日本投降、抗戰勝利，新加坡華人打出寫著「祖國萬歲」的巨幅中華民國國旗，顯示他們的認同和情感。1949年後不少華人回國建設「新中國」。那時的多數華人，是將中國作為「祖國」的。
但後來，華人的命運和認同發生了戲劇性轉折和重大改變。20世紀中期因為共產主義浪潮，華人分成了親共和反共兩個陣營，並不積極參與政治的其他華人也被裹挾到對立沖突的時代浪潮中。不僅中國本土爆發內戰、國共在台海對峙，海外華人也發生分裂與鬥爭，撕裂了華人族群。同時，二戰後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興起、全球冷戰博弈，國共雙方、美蘇英法日等各國，都參與了戰後中國和東南亞的重塑。華人在內部沖突、所在國局勢惡化、國際對立的環境下，遭受了許多不幸。如1965年印尼政變和暴亂，許多華人被冠以「共黨份子」、「中國間諜」遭殺害，緬甸、馬來西亞、柬埔寨、越南等國華人也遭受不同程度迫害。
在二戰前和戰爭期間，世界各國的主權邊界和國籍認定還不完善，華人主動和被動的在中國和所在國都保持模糊的、雙重的身份。但二戰後各國國籍認定清晰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拒絕承認雙重國籍。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中國支持東南亞各國獨立自主、主張「不幹涉內政」，並明確否定了東南亞華人的中國國籍和公民權。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雖曾長期提倡漢族和中華民族主義，但也因力量有限和反共需要，放棄了對東南亞等地華人的中國國籍認可與保護。全球華人尤其東南亞華人從法律上明確不再屬於「中國人」。
同時，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方陣營的對立和隔閡，中國官方強調階級敘事而打壓民族敘事（尤其反對「大漢族主義」）等原因，海外華人尤其在歐美的華人與中國大陸的關系也逐漸疏遠和淡化。曾經因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凝聚起來的全球華人，從團結變得內訌、從親愛到淡漠。
正是從這段時間起，無論是無奈的選擇、生存的需要、主動的求變，總之華人逐漸走向「在地化」，從曾經強烈的中國認同轉向融入所在國。一些人改用當地主體族群的姓名、皈依非中國傳統的信仰、改變日常衣食住行的習俗，盡可能抹除華人特征、同化於當地主體族群。東南亞華人在身份認同上更強調自己作為東南亞各國的一份子，忠於所在國，而非流散海外、根在大陸的「中國人」。美國等西方世界的華人，也更多是「ABC（生於美國、認同美國、文化與習慣西化的美籍華人）」，中國人身份認同者越來越少。
19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陸港台三地的互通，曾掀起過大中華主義和認同的潮流，海外華人曾有對中國認同回歸的趨勢。但後來中國大陸政治和社會變化、台灣本土主義崛起和「去中國化」、國際局勢的再演變，最終讓這股潮流冷卻下來。後來幾十年到如今，海外華人主要在經貿上與祖籍的中國加強合作，以及有限的文化聯系，而難有更廣範圍往來和更深入的進展。
最近十多年，伴隨著陸港台和國際一系列新的事件、潮流、變動，如中國大陸政治保守化、香港本土派崛起和「反修例運動」、賴清德為代表的強硬台獨派上台，陸港台之間分化、沖突、對立加劇，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和與中國關系又有新變化。更多居於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尤其《港區國安法》頒布後流亡海外的香港人）和台灣人否定「Chinese」認同，而選擇並強化「 Hongkongers」、「Taiwanese」這樣獨立於「Chinese」的身份認同。經歷新冠疫情等沖擊，大陸出身的不少人也因不滿體制而「潤」出中國、連帶切割「中國人」身份。流散世界各地的中國政治反對派的風氣也從以前的「愛國反共」，逐漸變得既「反共」更「反中」。這些可算作新一代海外華人的陸港台出身者，不僅缺乏大中華感情，還厭惡和切割與中國相關的身份和文化聯系。
中國在多數華人心中的定位，從曾經的「家鄉」變成「故鄉」，再變為「他鄉」。海外華人的家國情懷、故國之思，也悄然消弭，對祖先甚至自己生活過的中國形同陌路，甚至反目為仇。隨著老一代有大中華情結的港台人和各國華人逐漸離世，自小成長在所在國、對中國和中華文化感情淡漠的華人越來越多。在全球民粹主義、身份政治、解構傳統敘事的浪潮下，本土的、碎片化的非中華認同越來越「時髦」，「大中華主義」越來越「不吃香」且成為反對派和解構者的標靶。
當然，筆者也看到近年一些港台人、海外華人在內的外國人尤其年輕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來華旅遊增多，與中國經貿文化交流也增多的情況。但這只是基於物質利益或淺層的文化興趣，而非真摯的民族情感和中華認同，與老一代華人的家國情懷、對中國人的同胞之情有根本區別。
比如出生在台灣、成長在美國的英偉達總裁黃仁勳，近年頻繁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國人密切互動。但其言行和情感都看不出大中華情結和同胞感情，熱情下有著兩個族群的隔閡感覺。黃仁勳及新一代華人（包括港台出身者）與已故科學家李政道那樣雖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卻對中國有強烈民族感情和責任心的老一代華人，形成鮮明對比。
《給阿嬤的情書》打動了許多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心，也引發了對「下南洋」歷史、東南亞華人與中國關系的討論。這是有益的，因為這些話題很重要，又長期是被壓抑和淡忘的，如今終於得到更多關注和討論。而如沈澤瑋先生在內的一些華人認為中國對東南亞華人只是「祖籍」而非「祖國」的觀點、對中國借文化輸出「統戰」的目的、會誘發海外華人在其所在國陷入認同困境和挑戰的疑慮，都是有道理和需認真對待的。
東南亞華人曾經「心向祖國」，深度參與了20世紀的中國革命、戰爭、建設，但並沒有得到與貢獻匹配的回報，反而因華人身份和與中國的關系招致禍殃。東南亞華人長期處在多種勢力的夾縫中、處境很尷尬，還遭受了很大不幸，包括多次被針對性的屠殺。歐美等其他國家華人也遭受過迫害，以及長期被邊緣化的處境。華人從視中國為祖國轉向「在地化」，從「大中華主義」變為更本土和多元的認同與氣質，是現實與外力的推動、被動與主動夾雜的選擇。但即便經歷這些波折坎坷，多數海外華人與中國仍然藕斷絲連、難以絕情斷憶。
按照國際法和慣例，華人確應忠於所在所籍之國，而非祖籍地的中國。但無論東南亞華人還是全球各地華人，也並不需要刻意與中國切割、與中華絕緣，而可以有折中和更建設性的方式，既忠於生活所在和國籍所定的國家，又保持與中國的某種特殊關系、與中華意識與文化的連接。這是合理和必要的，也是有益和可行的。
首先，對於華人而言，無論出生何地、價值觀和政治立場如何，都不可能也不必抹去華人的身份和華夏印跡。即便是跨族裔通婚而生的混血華人，也難免保留黃種人的部分面貌和膚色特征。即便「全盤西化」生活方式，也因家庭傳承和親友影響而保留一些華人傳統習慣。多數華人在血統和文化上的傳承與保留只多不少，拋棄這些既不可能，也是在自我摧殘和廢棄立身根基。
而政治立場的差異，更不應成為否定族群歸屬、切割身份的理由。任何族群內部都有政治觀點不同、對官方和主流體制不滿者。對此求同存異即可，而不應強求一律，也不應將政黨政府和特定族群等同、把官方意識形態與民族文化混為一談。無論什麼立場，都不應拋棄身份歸屬，還應借同族之間共同的情感和利益緩和矛盾，必要時一致對外捍衛生存權和爭取利益。
第二，今日世界是多元化的，多數國家也允許甚至鼓勵人們以族群結社和參與國家社會。無論歐美還是東南亞，無論出於有意建設多元社會還是無奈承認多民族現實，各國都有基於族群的共同體及公共參與。如美國的猶太裔、非裔、拉丁裔、印裔等，都有基於自身族群的組織和活動。
雖這有「身份政治」之弊，但「人以群分」是現實，人們總是因語言、信仰、習慣、血統等組成群體，別的族群普遍如此，華人也不必例外。華人不必「避嫌」自己與他族不同的身份認同，當然可以以自己的認同、歷史、信仰、文化而驕傲。而且正是民粹主義和身份政治下國際環境不良，人們以族群劃界黨同伐異，華人更要防御性的反應和團結自保。當然，在多數時候，華人也應做到並可以做到與其他族群互利共贏，而非走向狹隘民族主義的排他和極端。
第三，海外華人對於中國，既不需要認同為法律意義上的「祖國」，也不必淡化為只有「祖籍」關聯和過度「避嫌」，完全可以建立特殊的友好合作關系。許多海外華人尤其東南亞華人，不僅因語言文化和源流等與中國有天然親近感，也在近現代史上參與了中國的興衰榮辱，又在當下與中國不可避免有較多關聯。這樣背景下，海外華人當然有理由和必要對中國有特殊感情和建立與其他外國不同的特殊關係。
這同樣符合國際慣例和現實。如各國印裔與印度本土及印度政府往往有著密切聯系，印度政府也關懷已入籍國外的印度僑民。各國日裔和韓裔普遍對血緣和文化上的母國甚為關心，日本和韓國也對雖為他國國籍但有日韓血統者有特殊關照。在多數國民的血統上均屬於「盎格魯–薩克遜」族群的美英加澳新五國，建立了「五眼聯盟」和各種合作機制，相互有格外的信任和合作。海外華人與中國有類似的特殊關系，也合情合理。基於各自獨立、主權平等的「五眼聯盟」合作模式，也為中國和新加坡關系提供一種有益的參考。
海外華人與中國的特殊關系，確實可能導致一些問題和爭議。尤其是這些華人面對入籍國和中國發生利益糾紛甚至沖突時，要站在哪一邊、何去何從。海外華人當然應基於法律效忠入籍國，並根據事情是非曲直判斷和決定立場，而並不需為中國而背叛入籍國。而且各國的印裔、韓裔、日裔等同樣面對相似質疑和挑戰，並未放棄與文化母國建立特殊聯系、扮演重要角色。華人也可以其特殊身份和優勢，成為緩和所在國與中國沖突、改善雙方關系、促進雙邊合作的橋梁與紐帶。
當然，筆者也深知在現實中這樣的理想狀態並不容易實現。海外華人的特殊身份、與所在的入籍國及中國的三角關系，以及中國特別的體制和與西方對立和競爭、與東南亞各國的微妙關系，確實可能為各國華人帶來困境和隱患。歷史上華人因此遭受過諸多責難和不幸，更要警惕重蹈覆轍。
而當今無論歐美還是東南亞又有對華人的警惕和檢視，如中國和西方世界對抗、與東南亞一些國家糾紛的背景下，一些在歐美和東南亞的華人學者和政商名人，因涉為中國牟利甚至間諜問題被審查、逮捕，讓整個華人群體都蒙上陰影和面對更大風險。而華人龐大的數量、富有者較多、血緣和文化母國巨大的體量，本就是其他國家和族群格外警惕和防備的對象。
同樣基於歷史經驗和現實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海外華人有關懷和利用，但往往又以「不幹涉內政」等為理由拒絕更多協助和規避責任，讓華人自行承擔風險和代價。當各國華人與所在國政府及其他民族沖突時，中國往往站在這些國家執政者一邊。如1998年印尼排華屠殺和大規模強奸爆發後，中國拒絕幹預。中國官方更注重主權邊界和政權穩定，而非族群聯係和民族情感。
即便有時中國官方的統戰活動情真意切，也可能「始亂終棄」。1940-1960年代中共對華僑熱情拉攏，也並非完全虛情假意，卻在後來拋棄東南亞華僑，犧牲華僑換取其他國家對中共政權的支持。而歸國華僑在文革等運動中遭受迫害。這樣的事情不是個例，而是普遍和反覆發生的。2025年抗戰勝利80周年閱兵，中國官方邀請參與1998印尼排華屠殺的印尼總統普拉博沃參與閱兵，說明中國仍延續建國以來站在東南亞各國政府立場、無視華人利益和情感的路線。
中共政權始終將自身利益和統治穩定放在第一位，其他都可以讓步和舍棄。中國執政團隊的重心一直在國內，其外事活動根本上也是為服務國內議題。如今的中國也非民主體制，國民和海外華僑的民意都不能決定國家政策，也就意味著中國官方並不可靠。所以，海外華人對中國也不應過於信任和過度期待，甚至對中國執政者還要有一定的警惕和防備。
這樣背景下，筆者雖期望海外華人與中國能有更密切和融洽關系，同時也認為海外華人確有必要謹慎對待身份認同、小心應對與中國相關的議題，多注視和討論，保持理性，而不盲目陷入可能的危險漩渦。而這種需要謹慎小心的必要和不得已，本身就反映了海外華人的困境和無奈。東南亞華人在內全球華人，在歷史上經歷卓絕的艱辛與奮鬥，近幾十年如履薄冰的生存發展，未來的命運仍然充滿不確定性。
＊作者為旅歐中國作家。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給阿嬤的情書》逆勢爆火！內卷年輕人集體淚崩，一封「僑批」連起兩岸三地鄉愁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