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津樂道援救猶太行為 戰後未反省納粹主義
而大眾熟知的「善良瑞典人」論述又是怎麼樣的呢？首先，以上不光彩的事實自然被忽略，人們記得1943年10月，超過7000名丹麥猶太人乘著漁船逃到瑞典躲避納粹。瑞典派駐匈牙利布達佩斯的外交官華棱貝格（Raoul Wallenberg）在任期間核發簽證給猶太人，使他們免於被驅逐，而事實上是美國發起救援行動和提供資金。1945年，瑞典派車隊前往集中營迎接倖存者，這又是為人津津樂道的瑞典好人好事，只不過背後其實是北歐國家共同籌畫，目的也僅僅是帶回被囚禁的北歐人。
二次戰後，瑞典社會出現一股經常被否認的罪惡感。當鄰國丹麥和挪威被佔領時，瑞典維持中立；歐洲大部分地區淪為焦土，瑞典則在福利社會的建設路上遙遙領先。最重要的是，丹麥和挪威在戰後，針對納粹分子以及與納粹合作的人，進行法律和道德層面的清算，而瑞典沒有。瑞典人並未審視自己在納粹的侵略與屠殺活動中扮演的角色，也未曾發生相關的道德辯論，認同希特勒理念的人僅僅保持沉默，而後轉頭繼續他們的日常。
二戰結束，德國戰敗，《紐倫堡守則》（Nuremberg Code）和《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等新的道德理念成為共識，瑞典和其他國家都認為納粹主義和反猶太主義就此消聲匿跡，但這些充滿歧視與仇恨的意識形態仍然持續發展，不僅變得更複雜，也飄散到其他地區。
戰後極右派活動未曾休止 2018年社會民主黨成為第三大黨
英達爾（Per Engdahl）無疑是瑞典最具影響力的法西斯主義者。英達爾與宜家家居（IKEA）創辦人坎普拉（Ingvar Kamprad）交情甚篤，他創立祕密結社，目標是保留並重塑納粹意識形態。結社成員否認大屠殺、洗白納粹軍隊，在他們的論述中，「種族」一詞被替換為「文化」，他們提出「種族多元論」，主張各文化應該彼此獨立而不該混合，以避免絕種。
1951年，英達爾成立「歐洲社會運動」（European Social Movement，ESM）聯盟，在他位於馬爾默（Malmö）的家中舉行聚會，串聯約40個歐洲的納粹或法西斯組織，集中包括英國莫斯利（Oswald Mosley）的「聯合運動」（Union Movement）、德國老派的納粹分子、承襲墨索里尼的「義大利社會運動」（MSI），以及匈牙利箭十字黨（Arrow Cross Party），這些極右派都有「修復」歐洲的展望，也拒絕異文化元素以及民主。歐洲社會運動也出版期刊《歐洲國家》（Nation Europa），1952年一名英國知識分子表示，《歐洲國家》從各方面看來，都是戰後最危險的新法西斯宣傳手冊。
1979年，英達爾抓住機會，將他的思想帶入瑞典主流社會，他的法西斯報紙《向前道路》（Vägen Framåt）為他喉舌，英達爾更與新納粹政黨「北歐帝國黨」（Nordiska Rikspartiet）合作，發起「讓瑞典瑞典」運動（Bevara Sverige Svenskt，BSS）。BSS催生許多極右組織，其中包括1988年創設的社會民主黨，該黨在2018年的瑞典大選中獲得17.5%選票。
埃絲賓克認為，瑞典人或許要正視「善良瑞典人」的片面觀點滋長極右派這個事實。二戰結束後，瑞典專注於戰爭期間瑞典人的良善之舉，而對國內的極右派視而不見，仍然認同納粹的人（大多為接受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和上流階層）以及戰前遍布全國的反猶太氛圍並沒有受到任何檢討或批評，甚至有瑞典報紙沾沾自喜地宣稱：「種族仇恨從未在我們的國家生根，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比其他人還要快樂。」
對於「善良瑞典人」的盲信，讓瑞典人拒絕相信反猶太主義、種族主義、伊斯蘭恐懼症和性別歧視就在身邊，甚至阻絕了自省的可能。當然，大選結果顯示，相當比例的瑞典人認同極右派的主張。埃絲賓克指出，瑞典人唯有正視他們與納粹的歷史，才能面對今日極右派帶來的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