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梅蘭是白色恐怖受害者，他向陳映真(註一)回憶自己當年被補被刑求逼供後承認參加共產黨地下組織，但是案子到了法官那裡，法官看著他的案卷直皺眉頭，「你這個案子，只你一個人，調查紀錄上說你開了會」，「一個人，他媽的你跟誰開會?」曾梅蘭說他受到刑訊，法官最後說，「判你10年吧。褫奪公權10年」，在庭上為曾梅蘭通譯的人說，「10年，不會死了，不錯啦。」
如果這位法官有一天坐到轉型正義的被告席，他會覺得自己是威權體制的打手?還是依法守法的法官?或者，他會自認是與罪惡虛與委蛇的良心人士?因為他至少讓曾梅蘭留下一條生路?
威權體制下的司法人員 依法論法還是打手?
在所謂的「轉型正義」過程中，最具複雜性的就是威權體制下司法人員的角色， 畢竟，惡法依法，他們是依法行事，他們有多少選擇的空間，然而，不少威權體制正是透過司法來壓制迫害自由，例如在台灣，從《懲治叛亂條例》到《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就有一整套的白色恐怖法律體制(註二)，即使法官依法判決，仍難免有淪為工具之嫌。
如何處理威權時代的司法人員，最困難的是二戰後的德國，因為幾乎每個法官都是納粹黨員，他們即使一開始被抜掉位置，也很快就復職，最後形成納粹法官審理納粹案件的兩難。當然，在將近四十年後的德國，情況全然不同，德國統一之後，前東德的法官和檢察官將近一半失去先前的工作。
高唱轉型正義的民進黨政府 提名都不太轉型正義
如果借用政治學者吳乃德的形容詞，台灣自民主化以來，就一直處於「轉型正義情境」，隨著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史料曝光，民間不平卻愈深，從陳水扁總統末期，到新政府上台，都標舉轉型正義作為施政大旗，然而，也都在處理威權體制下的司法人員時露饀。陳水扁時代提名陳聰明出任檢察總長，他曾在1981年的柔性威權年代(理論上司法人員自主性應該稍高一些)，以煽惑他人犯內亂之罪名起訴黨外人士劉峰松，犯罪事實則是選舉文宣涉及批評「戒嚴」及「萬年國會」，劉峰松因此判刑三年半，陳聰明則是一路青雲直升，最後還成了民進黨政府的檢察總長。
同樣的，蔡英文政府這次提名謝文定出任司法院長，司改會社群批評謝文定隱藏曾經參與美麗島大審的「威權履歷」，謝文定自清在當時都不是重要角色，然而，若依照民進黨的轉型正義標準，如果這樣就放過檢視謝文定，就是典型的雙重標準；還記得去年法務部推薦司法官學院長林輝煌出任大法官，由於林輝煌曾是美麗島事件的軍事檢察官，他雖然表白曾「斗膽」為黃信介求情，仍遭到民進黨大老們群起抨擊，視之為「是對轉型正義的重大傷害」，最後馬英九還是不敢提名林輝煌出任大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