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文定的時代悲劇?後生者的幸運?
當然，最重要的是謝文定自己，這次對他批評最厲的都是後輩司法界人士，這某種程度算是「後生者的幸運」，和謝文定同期或前後期的司法界人士，只要是那一輩最優秀的或想在司法界頭角崢嶸的，有多少人可以抗命不接政治性大案，更別說在參與這些案件時，敢做出獨立判斷，寬容一點的說法，這是時代的悲劇，但是這不能免除他對自己的道德責任。
謝文定如果未在反彈聲中自行撤回，終歸要接受國會的人事同意權審查，我們不可能期待他如從納粹德國倖存的哲學家雅斯培對自己的要求，「苟活就是我們的罪」，但他至少必須交代自己在所謂的威權案件中扮演的角色，要符合真正的轉型正義標準，就不能以時代悲劇自憐。
回到那位當年判曾梅蘭10年的法官?一個更積極還原正義的視角是，他當時至少應該探查曾梅蘭遭刑求的冤情，在找不到證據、而自己都不相信的狀況下，硬要判曾梅蘭 10年，這在司法倫理或專業上都是說不過去的。不論台灣最後有什麼樣的「轉型正義」，要出任大位的司法人員，至少必須在倫理上，可以過得了轉型正義這一關。
註一:陳映真〈當紅星在七谷林山區沈沒〉，出自《鈴璫花》一書。
註二、黃丞儀〈戒嚴時期法律體制的未解難題與責任追究〉，出自《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三面對未竟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