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民間及立委推動陪審制者，僅一味主張擴大適用陪審，對於成本、必要配套措施及法律衝突問題的討論非常欠缺，或許是不甚瞭解吧？此外，若採被告有選擇權的美式陪審制，犯眾怒案件的被告應該不會選陪審制，群情激憤依舊難消。如果是事證複雜，須慢慢研讀書面資料才能理解的案件，在法庭上難以聽懂，顯然不適合陪審；若需調查很多證據的案件，程序勢必冗長，看到後來忘了前面，陪審員也會抱怨一直跑法院很麻煩，這種情形也不適合陪審。而當事人或律師在法庭上沒準備好或口誤的，多的是，現在法官都容許補正，採陪審後，也較難有補正機會。如採起訴狀一本主義，法官是比較輕鬆，但在偵查階段有利被告的證據就難見天日了，看日本電影「嫌豬手事件簿」即可窺知一二。諸如此類問題，都是陪審制本質上的限制，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台灣人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總之，司法院應該要負責提出充分資訊，才能幫助國人在有效溝通之下作成理性決策。假如國家財政充裕，願意大手筆投資司法，司法人沒理由拒絕。換言之，現階段司法院應該先投入相當資源進行人民參與審判的政策分析，搞清楚目的、方案（含配套措施及整理修法、修憲需求）及成本效益。日本實施裁判員制度，正式準備了十年（1999-2009），其結果也未盡如人意，仍難免兼具陪審、參審的缺點。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台灣人只需要開一次司法國是會議，就可以決定採陪審或參審，也真是（心臟）太強大了！
＊作者為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