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觀點：一鈎新月幾疏星──星月何以成了伊斯蘭的象徵

 

透過<Google新聞> 追蹤風傳媒

然而縱觀歷史，星月符號雖發源於古代近東，但其真正進入伊斯蘭符號體系卻是相當晚近的事。這段星移月轉既有帝國遺產因素，也少不了泛阿拉伯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的推波助瀾，而一切還得從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說起。

 

從神明到王權

在兩河神話中，新月本是美索不達米亞月神「辛」（Sin）的象徵圖騰，後隨政權一統，各地的獨立神祉逐漸被收編到龐大的神話體系中，月神「辛」於是搖身一變，成了太陽神「烏圖」與金星之神「伊南娜」的父親，原本孤立的新月標誌也多了太陽與八角星相伴，成了日─月─星三合一的新符碼，出現在各式泥板與生活用品上。

自此，新月與星星算是走到了一起，只是旁邊還有個太陽。然而經過希臘化時代、拜占庭與波斯薩珊王朝的洗鍊後，星日月的組合派生出了三種變化：原始的單獨新月、日月符號與星月符號。其中新月逐漸與女人、陰性畫上等號，故希臘化時代的月神阿爾忒彌斯─戴安娜便常戴有新月型頭飾，偶爾飾以八角星。而這樣的文化原型一路發展，漸為強化，本就吸收不少異教符碼的基督教也沒能抵抗這陣流行，在14到16世紀時出現了一波「新月聖母」造型潮（靈感基礎為聖母與《啟示錄》第十二章「天啟之女」的結合）。西方煉金術也衍伸出「日為男，月為女」的神祕學圖像；無獨有偶，塔羅牌中的「女祭司」也戴了新月的雙頭冠。

 

帝國崩解後，星月符號逐漸跳脫帝王壟斷，成為各方勢力的徽紋，出現在各種圖章與軍旗上，例如參與十字軍東征的獅心王里查一世圖章、聖殿騎士團印章，比比皆是；而在家族紋章方面，波蘭貴族尤其愛用。封建與王國年代到來後，星月符號已完全脫去女神寓意，與王權、家族及軍事掛勾在一起。而正是在這股脈絡下，星月符碼滲入了伊斯蘭世界。

星月與伊斯蘭

如今的星月符號雖是著名的伊斯蘭符碼，但在早年卻是攻打穆斯林的十字軍愛用徽章。伊斯蘭世界雖也在13世紀出現星月符號的軍旗，但都只是零星個案，真正普及還是要等到鄂圖曼帝國後。

據學者考證，鄂圖曼帝國吸納星月符號的來源大約有三：

一是十字軍入侵穆斯林世界後遺留的文化符碼；二是鄂圖曼攻陷君士坦丁堡後繼承的拜占庭帝國遺產；三是源於內亞的突厥部落傳統。其中土耳其歷史學家往往較推崇第三點，以彰顯當代土耳其繼承了突厥人的千年傳統。而國際學界普遍的共識仍偏向十字軍與拜占庭的影響。

早年鄂圖曼軍隊出征多用禿克（tug，源於中亞與蒙古部落的馬尾旗幟），後才衍生出使用軍旗的習慣，並常以阿里之劍（zulfiqar，又稱作勒菲卡爾劍）為標誌；星月符號起初只用於海軍軍旗，歷經穆斯塔法三世（1757-1774）、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1774-1789）和塞利姆三世（1789-1807）的改革後，逐漸成為鄂圖曼帝國國徽，飄揚在軍旗與國旗上。星月符號歷經多年流轉後，終於又成了帝國的象徵，當年西方亦多以星月紅旗作為鄂圖曼的象徵符碼。

鄂圖曼帝國雖於1923年崩解，但土耳其共和國卻繼承了帝國的星月紅旗，並持續使用至今，許多自鄂圖曼獨立而出的國家也採用星月符號來設計國旗，例如阿爾及爾、亞塞拜然、利比亞、突尼西亞等。1960年代始，泛阿拉伯主義風起雲湧，70年代後泛伊斯蘭主義接續登場，在這兩波政治運動下，星月符號首先

被標舉為民族主義的象徵，出現在各大場合；泛伊斯蘭主義登場時，星月符號往往都還來不及撤下，就再度成了運動的代表，本為鄂圖曼帝國遺產的星月符號因此成了伊斯蘭的象徵，持續至今。

符號的衝突與長旅

伊斯蘭的星月符號始於兩河流域的天文崇拜，中間經歷了段女神信仰的過渡期，再轉為帝國與皇帝的象徵；帝國崩解後，星月符號在歐洲的各大家徽與軍旗上流轉，並逐漸為鄂圖曼帝國所吸收，躍升國徽之位，更被中東各國繼承，成了60、70年代政治運動的文化符碼，因而與伊斯蘭化為一體。

雖然當代穆斯林普遍將星月符號視做伊斯蘭自古以來的象徵，但某些伊斯蘭學者與神學家對此卻相當不以為然，例如詹姆斯．黑斯廷斯（James Hastings）便曾批評過這種穿鑿附會的現象。不過星月符號從十字軍之印移向穆斯林旗幟的過程，聽上去雖難以置信，卻絕非單一現象，同為一神信仰的基督教也吸納了許多異教符碼，才能建立起今日龐大的文化體系。一神教雖藉指認異端來建立正統，然所謂正統本身就是異端元素政治正確後的產物，這與其說是種諷刺的現實，不如說是一神教中普遍的歷史現象。或許未來有一日，星月符號又會在劇烈的政治變動中，化育新的意涵，掀開歷史的新扉頁。

＊作者為《中東研究通訊》專欄主筆。本文由《中東研究通訊》公眾號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