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亞洲區域主義」的現象在性少數群體中也日益浮現。這個趨勢很大一部分受到跨國媒體消費的影響，譬如台灣的影音平台GagaOOLala以及流行於台灣與泰國的Line TV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廉價航空的普及，各類LGBTQ相關活動（如派對、遊行、社運工作坊等等），以及其在各大社群媒體平台上，以不同亞洲語言投放的廣告，亦都驅使台北作爲「跨國同志社群」的構想成爲一種可能。
台北這過去二十年間的變化恰恰反映了性別研究學者余燕珊（Audrey Yue）與梁學思（Helen Hok-Sze Leung）所稱的「酷兒亞洲城市的新想像」。這樣的想像促使了「新的同志城市在亞洲的浮現與穩固」（註5）。也因此，台北成爲了我開展研究的重要場域。
而在這個場域中，我選擇1990年代末與2000年初作為我的研究起點，這種關注的原因主要可歸結爲以下三點：其一、台灣第一個立案登記的LGBT非政府組織「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成立於西元1998年；其二、葉永鋕事件發生於西元2000年4月20日。葉永鋕，一位年僅15歲，因性別氣質而遭受霸凌的國中生，在學校廁所被發現倒臥於血泊中，他的死引發了社會的關注，並促成了政府與民間對於性平教育和LGBT族群權益的改善；其三、第一屆台灣同志大遊行於西元2003年11月1日在台北舉辦，如今已成為亞洲區最盛大的LGBT活動。我認為上述這三個關鍵在1990年代末與2000年初匯合，促成了台灣在亞洲首次的「酷兒能見性」。
而在其後的2009至2019年間，台北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同志友善城市，這樣可見的進步可歸功於兩個關鍵。政治上，一群專業的台灣律師於2009年組織成立了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這些律師的法律專長與策略迅速為已停滯不前的同性婚姻運動注入新的能量，也將同婚議題推向國際關注；與此同時，在科技發展方面，同志交友軟體Grindr也在2009年於全球發佈，這款利用地理定位功能的智慧型手機軟體也重新定義了男同志間的社（性）交關係。
我研究的另一個目標，則是更全面了解「台北作為同志社群」這個概念如何透過數位與跨地域的論述，來強化台灣長久以來缺乏的國家主體性。我將注意力放在亞洲國家的性少數群體如何討論台灣？以及台灣同志如何行銷自己的國家與身份認同？希望透過這些關注，來闡釋英國媒體學者謝蘊迪（Adina Simona Zemanek）所稱的，那些「深具意義（卻長期被邊緣化）的敘事，這些敘事不僅對抗霸權體制，也反映台灣人民經歷轉變與現代化過程中的日常生命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