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增加談話的深度，第三次討論的時候，我播放了其中一位成員岱穎的媽媽的訪談─岱穎媽媽的父親在戒嚴時期幾度被情治單位抓走，岱穎媽媽因而常常流離失所，甚至於當她想要念書受教育，卻因為政治犯家庭的背景而失去機會─我想讓大家從這種親身經歷去看白色恐怖對人的影響。
大家看完之後，被故事觸動的人覺得這段過去很重要，對台灣的影響很深遠，表示想要很誠心地去了解更多過去沒有機會知道的歷史。但是也有看法截然不同的一方：「這不是已經過去了嗎？為什麼要討論這個？現在的國民黨還能做什麼？」如果討論一直停留在這個程度，沒有任何一方的人能開啟說服另一方人的過程，進而發展出一點點最初步的共識，對話成效會很有限。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由於當時我和CNEX[1]合作，組織裡有個外聘的導演當我的監製，同時也是我的第一個老闆賀照緹導演，她平常比較關注台灣公民社會。她建議我，可以找熱衷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他們可能會真的去閱讀一些歷史書籍或資料，也比較可能有自己的思考與想法。
這個提議對我來說很不容易。因為，當時的我對社會運動仍然懷有恐懼。
「當時的我對社會運動仍然懷有恐懼」
二○○八年，馬英九當選總統，開始加速和對岸的官方交流。那年的年底，對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問台灣，所到之處有民眾抗議，於是發生了警民衝突。一群學術界教授、社運人士和學生為了抗議警方的作法，展開靜坐抗議和示威遊行，這就是「野草莓運動」。野草莓運動發生時，我剛拍完《大家一起照鏡子》，政治觀念已經比較鬆動，變得和爸媽不完全一樣了，也開始認識許多和我不完全相同立場的人。我已經很浮面地走上過幾次街頭，像是反核、樂生大遊行，但沒有真正投入到運動裡面。當我到了野草莓運動的現場，也不認為自己可以跟他們站在一起，我最內在的核心、我的血液還無法那麼快地發生質變。我總覺得我知道得不夠多。對於親身投入一場運動，我有所保留。
在野草莓運動時，我看到抗議者們是用憤怒的情緒、嘲諷的方式在表達意見。他們表現出一種自以為是的正義，使我對他們的主張與情緒感到很疏離。我自認不是沒有正義感的人，也覺得我應該能夠判斷是非對錯，但在當場，我就是有一種無法融入的扞格感。除了學生的靜坐外，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在別處帶領一場抗爭，我也去了現場，但那裡勾起的又是另一種刻板印象。在民進黨的抗爭場合裡，好像大家都講台語。因為小時候被排擠的記憶，讓我對講台語的群體有種本能的害怕，不自覺地把這個語言與排擠劃上等號。我很難覺得自己是他們的一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