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川指出，央行擔當流動性最終供應者的角色，有其必要，美聯儲發動第一次量化寬鬆以避免金融系統崩潰也是有效對策。但如果將第一次量化寬鬆（QE1），與後續的QE2、QE3相比，後續的經濟刺激效果就不如預期，若比較歐美日等經濟體在各自景氣循環頂點之後的GDP走勢，1990年代的日本與2007年以後的歐美並無明顯差別。
另外，以美國為例，在實施第一次量化寬鬆政策後，美國失業率開始觸頂下滑，但QE2、QE3實施後，美國失業率雖然維持持續下滑的走勢，但從失業率走勢線圖分析，QE2、QE3的實施與否，並沒有造成明顯的改變。
長期的貨幣寬鬆政策能否帶動全球經濟持續成長？對此抱持懷疑態度的白川在演講中總結，「什麼是日本病？就是日本及各國學者很不幸地，誤將解決通縮現象，視為當今經濟最大挑戰，並未處理結構性低利率環境的根本成因，也就是人口高齡化後，人均生產力成長下滑的結構性問題。」
白川表示，對持續的量化寬鬆效果抱持懷疑態度的聲音並不孤單，就連前美國前財長桑默斯都認為，以目前歐美已開發國家，已經連續10年低於通膨區間，市場甚至預期低利率環境將再維持30年，「各國央行單靠訂定通膨目標區間、公開市場喊話，甚至藉由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操作，已經不足以因應目前經濟挑戰。」不應該再把「央行總是有能耐透過貨幣政策設定通脹率」的迷思視作公理。
「為何量化寬鬆對總體經濟效果有限？」白川解釋，長期的低利率環境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導致金融資產價格持續上漲，其結果只是導致人民將「明日的需求，用在今天」，但未來需求總有枯竭的一天。另一方面，量化寬鬆雖然可以貶值貨幣刺激出口，讓經濟快速復甦，但其他國家若採取相同策略，效果也會相互抵消。不此之圖，則是忍受經濟長期結構性低成長。
日本自90年代經濟成長率減緩，外界都以「失落的10年」形容日本，「但日本經濟真的是已開發國家中最糟的嗎？」白川質疑。如果考慮日本社會從90年代開始，就步入高齡化社會，以工作人口人均GDP表現來看，日本經濟過去20年的表現，其實比美國以及其他G7國家要高。
白川強調，他今年已70歲，日本社會去年新生兒人數，已經掉到只有90萬人，「工作人口的減少才是經濟最大的挑戰，」白川表示，很多人指責日本央行無法透過更積極的貨幣政策，扭轉通縮問題，但是日本通縮現象背後，有更重要的結構性問題有待解決，「即使日本央行將通膨提升至2%，仍然無法改變日本經濟基本面，包括工作人口減少等問題，日本經濟最大挑戰是永續性問題，關鍵在於如何提高生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