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直接遭受中國控制海外中文媒體的策略侵擾，卻遠非唯一受害的國家。在美國，中國也藉著併購或收編既有電台，以及成立新電台，「幾乎消滅了美國華人社群過去閱聽的大量中文媒體」。
大學。中國靠著合作契約和交流計畫，尤其是大約五百二十五間孔子學院的全球網絡，在世界各地的大學院校發揮與日俱增的影響力。 孔子學院由中國教育部的漢語推廣辦公室成立和管理，是共產黨對外宣傳的一部分，這些學院除了推廣中文和中國文化，也常同時宣揚中國政府的路線。
每間孔子學院除了帶來金錢補助，也都附設一個提供教師和教材的中國合作機構。在名聲斐然的美國學校裡，和孔子學院建立關係，涉及的可能只是少許資金和禮貌性來往。但在亟需北京金援的地方，孔子學院能發揮的功能就大得多，甚至可以禁止敏感的講員和話題進入校園，比如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大屠殺、圖博問題和人權議題。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在二〇一四年警告：「大多數的孔子學院成立契約都包括保密條款，並要求對中國的政治目標與作為做出難以接受的讓步。北美的大學允許孔子學院為推行中國的國家方針招募及控制學術人員、選擇課程和限制討論。」 澳洲、歐洲和拉丁美洲也出現類似疑慮。裴敏欣指出，由於不願在學術自由和透明度上妥協，共有「分別位於四個國家的七所學校」關閉了校內的孔子學院。 美國也有愈來愈多大學院校在這麼做。
中國也極力拒絕「學者、記者，和任何中國官方認為發表過政治冒犯著作或言論的人」入境，以防堵批判性質的報導和分析。 二〇一四年七月，印地安納大學的歷史學者艾略特．史珮林（Elliot Sperling）方降落北京，就因為被認為曾口頭聲援維吾爾族人權異議領袖伊利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而遭到驅逐出境。傑出的美國漢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林培瑞（Perry Link）也被禁止前往中國，理由是他們在二〇〇一年編輯並出版了有關一九八九年示威抗議的祕密檔案：《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獨立的外國記者和新聞機構，比如《紐約時報》和彭博社，不是上了黑名單，就是在中國重重受阻、寸步難行。
隨著中國逐漸強大，中國的智庫也擔起為黨喉舌的任務，令他國學者感受到必須順應的壓力。 如同沈大偉所言：「中國的審查機制和宣傳設施一樣正走向全球，顯然也帶來衝擊。這個擾人的趨勢讓研究中國的他國學者擔心起自己是否能繼續造訪中國，而漸漸開始自我審查。」
在北京傳遞影響力的管道裡，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是最麻煩的一個。光在美國就有大約三十五萬名中國學生，而該組織靠著美國的一百五十處，以及法、德、英國大約兩百處的校內分會，將全世界的中國留學生連成一片網絡。學聯分會看似一般的社交俱樂部，但他們引發爭議的原因，在於普遍缺乏透明性、與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有財務往來、宣揚中國政府的立場，且頻繁出手壓制批評北京的聲音。該會也被指控監視校園活動、向中國當局通報有關圖博或人權等議題的行動、將「不愛國」的中國學生甚而學術研究回報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