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時是如此的奇妙，能讓兩個人如此的巧遇，而結下數十年的情誼，是相當少見的，陸徵祥和康有為就是這樣的例子。你很難想像一個是晚清的外交官，一個是戊戌政變後朝廷要捉拿的命犯，一個從俄國初調到海牙當駐荷公使，一個已經在海外流亡八年的要犯，他們在海牙一晤，陸徵祥居然成為康有為的救命恩人，而且直至康有為去世，他們相知相惜，情如兄弟！
話說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陸徵祥由總理衙門派以傳譯生名義，隨許景澄出使俄、德、奧、荷等國。次年升任駐俄使館四等翻譯官。一八九五年升任駐俄使館三等翻譯官。一八九六年升任駐俄使館二等翻譯官。一八九六冬，許景澄調職，繼任駐俄、奧、荷公使者為楊儒，他奏留陸徵祥。一九〇二年胡惟德繼任駐俄公使，亦奏留陸徵祥，旋升二等參贊。
陸徵祥在俄國公使館從傳譯生到二等參贊，一做就是十四年。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陸徵祥被清政府委任為中國駐荷蘭第一任全權公使，在海牙首設使館。根據康有為女兒康同璧所編《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記載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初，流亡在外的康有為「往荷京，遊其王宮，議院及藏書樓。」也因此得識駐荷蘭公使陸徵祥。康有為當時還是清廷的「通緝犯」，陸徵祥竟然敢在海牙接見了他。私通亂黨，這樣的罪名可不小！但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見面了，這也成就後來兩人很深的情誼。
據後來任臺北總教區總主教及輔仁大學校長的羅光說，一九三六年他始與陸徵祥聯繫，當時羅光是晉鐸未久的年輕神父，在羅馬傳信大學教書，對於促進中梵建交極有熱誠，陸徵祥的外交背景及人脈，自然是羅光亟欲聯繫及了解的；而陸徵祥久遁居海外，驟得相似背景的同胞，亦引為忘年之交，兩人通信甚繁。羅光後來曾兩度親往比利時採訪陸徵祥。陸徵祥去世後，羅光又協助整理其遺著，更出版了《陸徵祥傳》。
據羅光一九三九年七月三十日〈訪問陸徵祥神父日記〉中陸徵祥說：「我第一次認識康有為是在海牙，康有為那時亡命海外，到海牙後寫一片，言久已聞陸欽使為有道君子，且為維新欽使，敢請來客寓一會。當時欽使見維新黨人，事情很危險，因為一經奏聞朝廷，立即撤職。我卻不怕，因在俄館時，許師（案：許景澄）已明明告我。⋯⋯我回片說：『今晚來會。』康有為見面後，說自己足跡達天下，只有俄國未去。在法國時，曾請唐欽使發給遊俄護照。唐使不允，怕人奏聞朝廷，致干未便。是以願請陸欽使頒發。我答以本意很想頒發，然康先生去俄，必遭性命的危險，故有所不敢。康有為愕然，我乃告訴他，當我在俄時，西太后下諭各國使臣，要求駐在國政府，一見康梁，即擒捉交與中國。各國都以公法不引渡政治犯，拒絕不答。俄國政府則想結好清廷，圖在滿州佔便宜，所以當我陪楊欽使（案：楊儒）見俄外務大臣時，外務大臣言俄將破公法之例，如康梁入境，立即拘擒，交與中國政府。康有為聽了這段話，感激至極，稱謝者再，日後常稱我為救命恩人。」這是兩人首次見面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