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焦慮在中國太不合時宜了。人們正慶幸自己生在這樣的國家，有這樣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果斷地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和生命，保住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和生命。問題在於，如此明顯的濫權行為之下，任何人隨時隨地都被放進被犧牲的那一部分。
你不是「低端人口」，所以對於他們被驅趕無動於衷；你不是維吾爾人，所以認為「再教育營」很有必要。然而，昨天你可能是雷陽，今天你可能是李文亮。不，更大的可能是，你被犧牲之後直接人間蒸發了，連死亡數字都算不上。對此，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中做了詳盡的描述。
理解他人的痛苦需要同理心。心理學家認為，同理心的缺失並不僅僅因為個人道德水平低下，更是源自社會權力結構的問題。在很多中國人眼裡，德國人對難民的同情虛偽透頂；歐美當務之急是不惜一切代價把感染者和他的家人和朋友隔離起來，嚴防死守，而不是給蒙受損失者發錢，給困難家庭提供免費午餐。這些中國人這樣思考，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人種不同，而是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有差異。
同理心的獲得也並不像中國媒體上所宣揚的那樣，僅僅是一種個人道德的激情。人們認同他人的苦難時，就希望幫助他們結束悲慘的處境。於是，他們就會進入政治領域，呼籲政府改善政策。這是專制政權最不想看到的情況。因此，它會以各種辦法打壓同理心。
當四周隨時可能出現危險的時候，人們自顧不暇，同理心自然就會減弱。一個北京人可能不僅對維吾爾人被關押全無感覺，而且還會認為這是必要的措施。同理，把不幸感染或可能感染的湖北人的大門牢牢釘上，讓一些武漢人餓死在家中，也被認為是應該付出的代價。於是，人們想得更多的，不是理解他人的悲慘處境，而是盡可能讓自己處於特權地位。
本文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