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些新冠肺炎（COVID-19）重症病人來說，人工呼吸器是一個能夠起死回生的醫療設備。
當病人自己無法將氧氣吸入肺部和將二氧化碳排出時，呼吸器能夠幫助他們做到。只不過，這種呼吸器並不能挽救所有人。有時候，世界各地的醫護團隊會面臨一些艱難的選擇，在患者無法好轉時，他們不得不停止治療。
「關掉病人的呼吸器是令人非常痛苦的。有時候，我感覺自己要為另一個人的死負責，」胡安妮塔・尼特拉（Juanita Nittla）說。尼特拉是倫敦皇家自由醫院（Royal Free Hospital）重症監護室（ICU）的護士長。
作為一名重症監護的專責護士，南印度出生的尼特拉為英格蘭國民保健署（NHS）工作了至少16年。「但關掉呼吸器是我的工作之一，」這名42歲的護士在一個休班日裡向BBC表示。
最後的願望
4月的第二個星期，尼特拉早上剛剛到班就接到ICU的登記處的通知，要她去終止一個新冠病毒病人的治療。這名病人恰好是一名50多歲的社區護士。尼特拉和病人的女兒談論了一下流程。
「我向她保證，她媽媽沒有痛苦，並且看起來很安詳。我還問了她媽媽的願望和宗教上的需求。」在ICU，病床都是靠在一起的。她這名病入膏肓的病人周圍，是其他同樣處在昏迷狀態的病人。
「她是在一個8個床位的房間，裏面所有病人都病得很重。我拉起了簾子，然後關上了所有的顯示器。」
醫療團隊也全都靜默了片刻。「護士們都不說話了，病人的尊嚴和平靜是我們最看重的，」尼特拉說。然後，她將電話放到病人的耳邊，讓她的女兒說話。「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電話，但是對於那家人來說卻是意義重大。他們想做一次視訊通話，但是很不幸，ICU裡不允許使用手機。」
關機
依照病人家屬的請求，尼特拉用電腦播放了一首指定的音樂影片。然後，她就把呼吸器關掉了。「我坐在她旁邊，握著她的手，直到她離開，」她說。
停止所有呼吸輔助設備和一切治療的決定，是在醫療團隊的仔細考慮之後才會作出。他們會分析過病人的年齡、潛在健康狀況、病人的反應以及康復的機會等等多種因素。
尼特拉關閉呼吸支援器械之後五分鐘內，這名病人就死去了。「我看到監視器上的閃燈，還有心率儀顯示為零——變成螢幕上的一條橫線。」
獨自死去
然後，她就拔開了輸送鎮靜劑的管子。病人的女兒並不清楚程序的進度，還在電話的另一邊和媽媽說話，並且祈禱。尼特拉懷著沉重的心情，拿起話筒，告訴對方，一切結束了。
她說，作為護士，在病人死去之後，她的工作任務並未完成。「在一名同僚的幫助下，我給她做了一次擦浴，用白布將她裹起來，把她放入一個裹屍袋裡，」她向BBC表示，「封上袋子之前，我在她的額頭上做了一個十字的記號。」
在未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時候，病人親屬會與醫生進行面對面的交談，來商定最後的做法。在生命支援器械被關閉前，最親的家人還會被允許進入ICU。不過，在當前的世界大部分地方，這種程序已經不再適用。
「看著一個人那樣獨自死去，真是很悲傷，」尼特拉說。她覺得，去照顧那些在她看護下死去的人，能令她自己身心上得到撫慰。她看見過病人痛苦掙扎，拼命想要呼吸，而那畫面「令人看著非常壓抑」。
床位都滿了
由於入院人數的大量增加，這家醫院的重症治療部床位已經從34個增加到60個。現在，全部住滿了。ICU裡有一個175名護士組成的團隊。「通常在重症室，我們會保持一對一（一個護士對一個病人）。現在，是一個護士負責三個病人。如果情況繼續惡化，就將會是一個護士對六個病人。」
她團隊裡的一些護士也出現了症狀，正在自我隔離。醫院在培訓其他後援護士去重症監護室工作。「在一次輪班開始前，我們會握著彼此的手說『注意安全』。我們互相照顧，確保每個人都戴好了手套、口罩，並穿好了防護服，」尼特拉說。
呼吸器、輸液泵、氧氣瓶以及很多藥物都短缺，但是她的醫院還是有足夠的保護裝備給整個團隊使用。ICU平均每天都會有一個人死亡，比起他們在全球大流行之前的平均數要高得多。
「這很嚇人，」尼特拉說。 作為護士長，她有時候要去壓抑住自己的恐懼。 「我會做噩夢，我會睡不著。我擔心我會感染病毒，我們同事之間說起來，每個人都害怕。」
去年，她曾經因為結核病而休息停工好幾個月。她知道，自己的肺功能是有所損傷的。「人們跟我說，我不應該再工作的。但是，這是一場全球大流行疫情，我把一切都放在一邊，去做我的工作。」
「在我結束一班的工作時，我會去想想那些在我照料下死去的病人，但是我會試著，在走出醫院的那一刻就讓大腦關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