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也提到過，上海的家庭女傭工作大約從二○一五年秋天開始減少。喬女士原本的兩家客戶，也是在二○一五年十一月減少為一家。就在她擔心新的一年會面臨什麼狀況時，又遭到房東的驅趕。
我聽聞喬女士被驅趕的消息後，確信「他們之間正在發生什麼事」是有理由的
，因為那兩、三個月以來，除了喬女士之外，也有愈來愈多在上海從事基層勞動的地方出身友人說過「我在煩惱房租要提高一倍的事」、「感覺好像快被趕出公寓了」、「我被解雇了」之類的話。
沒有足夠經濟能力為妻子準備婚宴上的婚紗，只好讓她穿優衣庫紅色羽絨外套出席的長順，也是其中一人。來自安徽省農村的他，在高中升學考試落榜後，十五歲就到母親工作的上海，透過親戚的介紹開始在花市工作。他的父親思順和我同為一九六五年出生，今年（二○一七年）五十二歲，母親比父親小兩歲，今年五十歲，兩人都只讀到小學畢業而已。思順曾經對我說：「雖然我上了六年小學，但最後只讀到三年級而已。」在現年四十歲以上的中國農村出身者當中，思順的學歷並不算少見的特例。
言歸正傳，十五歲就到花市工作的少年長順，因為受不了工作太辛苦，做了兩星期就辭職回到父親以務農維生的老家。附帶一提，我就是在長順辭去第一份工作，失意地搭車返鄉時，在長程巴士上認識他的。其後，他三番兩次變換職業與居住地，一會兒在東北遼寧省的瀋陽幫親戚帶孩子，一會兒又到浙江省沿海城市寧波的海鮮餐廳當服務生，然後再度回到上海當髮型設計師，最後在二○一二年，來到上海浦東機場附近的物流倉庫當作業員。雖然薪水視加班程度而定，但平均下來也有四千元（新臺幣一萬七千六百元）。那一年，他認識了在附近電子設備組裝工廠當作業員，而且同樣來自安徽省農村的十七歲少女，兩人認識之後在隔年的二○一三年結婚，並於同年生下女兒。若加上妻子的薪水，家庭總收入是七千元（新臺幣三萬○八百元）。
我還記得那一陣子，長順曾用稍微多了些自信的表情對我說：「我在工作中學會操作電腦，薪水也調升了。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工作很有意思。」
他說將來想買自己的車，載女兒去兜風，為此必須先考到駕照，於是在二○一五年花了一萬元（新臺幣四萬四千元）考到汽車駕照。他成為一個孩子的父親，工作上也愈來愈得心應手。從十五歲出社會起算已經第九年了，到二○一五年年中為止的兩年多期間，也就是二十二到二十四歲階段的長順，出社會以來第一次感覺生活充實，並過著可以描繪未來夢想的生活。
世博與迪士尼的美夢
擔任家庭女傭的喬女士雖然從成為單親媽媽開始，就過著相當辛苦的生活，但從擔任商場銷售員的二○○八年開始，到大約二○一○年為止的那幾年，每天都過得相當充實。「薪水方面，底薪非常少，業績抽成所占的比例比較多，但只要努力就會得到相對的薪水。當時即使把一半的薪水交給鄉下的父母，在上海還是可以留下一筆充足的生活費，也能存得到錢。我那時覺得要存錢重新裝潢老家也不算太困難，心想我有來上海真是太好了。雖然懷了孩子以後，必須辭掉工作，但如果繼續待在那裡的話，我想即使經濟不夠充裕，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