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為指出，這其中就包括一派新儒家知識分子。這個流派認為，一百年前擺脫儒家思想的五四運動，「是一個負面的思維，是試圖用西方的方式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就是用自由民主或者蘇聯社會主義來解決問題。這兩者都不對。他們的意思是，中國現在的成功，是中國重新發現其文化核心，與強大的民族傳統相結合的產物；他們認為，我們成功了，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英國廣播公司BBC刊文稱，所謂的中華民族，或者中國人，應該是包含蒙古族、藏族、維族等在內的五十六個民族。但實際上，中國官方主流所說的中國人，主要指占人口90%的漢人；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的是漢文化的復興。
有網友調侃說，實際上，無論回到中國歷史上哪個朝代加以復興，「那些都沒有能夠延續下去呀。」
馬列已僵，知識分子助推中國夢
王大為指出，清華大學的甘陽教授提出，要統一三大「傳統」，即儒家思想的人格主義、毛澤東的公正感和鄧小平的市場效率；「他認為，正是挑選了這三個傳統並加以合併才實現了騰飛；所謂的中國夢，就是既是保守主義，又是烏托邦」。
王大為認為，這樣的思考大概從2000年就開始了，持續了大約15年，發生在習近平提出中國夢政治口號之前。
王大為說：「習近平上台之後，還是試圖聽從知識分子的聲音，後者提供內容，習近平將之推上檯面。知識分子向習近平提出了建議，讓他採用儒家內容，加上新左派思維，生產出一個中國夢和偉大的民族復興之類的理念。」
王大為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種種思考，都不是關於個人自由，也不是關於脫離共產主義極權的自由。
「自由」才是中國與文明世界的分水嶺
有分析稱，「自由」才是中國與文明世界的分水嶺；即便在傳統的專制制度下，人民仍然享有很大的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和遷徙自由；而在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出現的共產極權下，人民不僅沒有發言權，連基本的日常生活自由都喪失了（大饑荒時期，人們出去要飯都需要憑證明），可見，極權比專制要可怕得多；「而極權的對立面就是民主和自由。」
王大為教授說：「美國幻想過，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自由和民主將成為必然的結果，但是這沒有發生。為什麼？我認為，部分原因是來源於前蘇聯的坍塌。美國人認為，蘇聯崩潰太妙了，共產主義終於倒台了；但是，中國人卻完全沒有慶賀蘇聯垮台，儘管我不知道中國和蘇聯之間存在多少愛。中國看到的是廣泛發生的政治混亂，帝國的奔潰，國家影響力的消失。這點對他們影響深遠。西方觀察者不知道是否注意到這一點。」
西方民主自由vs.狹隘民族主義
加州州立大學的宋永毅教授對美國之音說：「總體來說，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於狹隘民族主義，和所謂的富兵強國的追求。這是他們的一個老傳統。」
宋永毅說，舉例說，1949年，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希望中國民主派人士的中間勢力發揮作用，「但是，中國的所謂民主黨派為代表的中間勢力，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其實不像美國所以為的那樣，是帶有西方思維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根本不是中間勢力，只是中共的幫閒。」
宋永毅說，不過，鏡頭回到今天，最近幾十年，這樣的格局有所變化，像許章潤等這樣一批知識分子，已經放下了狹隘民族主義思維，「前景還是樂觀的」。
政治學專家吳強博士說，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中共過去一百年中，一直把自己打扮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兒、承襲者和旗手；但是，今年中共百年，不會再提五·四，而是要成為叛逆者，回到被自己打倒的孔家店的店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