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銳意改革的東亞經濟體，包括新加坡、香港、台灣、南韓等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之地，卻發現在境內市場狹小下，靠著高關稅和進口配額保護，以及管制外匯的內望導向策略，很快就走到了盡頭－生產超過需求，過剩的產品難以去化，產業無法繼續發展。
因此，早在1960年代，四個經濟體就陸續改弦更張，改採「外望導向」（outward-looking）的發展策略—降低關稅、獎勵出口、提供誘因吸引外來投資、解除貿易限制、鬆綁外匯管制，以全球為其市場腹地。香港在1950年代末期，新加坡的裕廊、台灣的高雄和南韓的釜山，則分別在60年代初期和中期，分別設立了工廠大樓、工業區和「加工出口區」，為全世界生產。
到1970年代後期，這些經濟體在經濟上的卓越表現，已將那些採行「內望導向」的國家遠遠拋在後頭，贏來了「亞洲四小龍」美譽，但其過程卻是艱辛無比－任何保護的撤除和管制的鬆綁，都意味著利益重新分配，必然面對既得利益者的抗拒或反撲，甚至發動輿論壓力，對「不用國貨」或「不愛國」者無限上綱以民族大義批判，企圖影響政府決策。
雖然四小龍都在60年代改變發展策略，但克服障礙的理念和決心還是有所差異－新加坡和香港市場相對更小所以完全開放，陸續將關稅全部撤除；但台灣和南韓卻在國家意識和資本家牽絆之下，保留了局部關稅或配額保護。例如，新加坡在70年代後期，發現汽車裝配業缺乏競爭力後，狠下心來完全撤除關稅，不惜讓原有的在地賓士汽車倒閉；但改以全力打造優良投資環境、提供誘人租稅優惠來吸引外資，終於成功地讓「人均外資流入量」領先全球各國，也讓資源自然流向最有潛力的產業，新加坡不區分企業是本土或外來，只要能帶來技術、創造就業、沒有汙染、誠實繳稅的都是好企業。
但台灣和南韓卻維持了局部的保護，但卻使得後續在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強化國際競爭力時，面臨了長期受保護、畏懼國際競爭產業的強烈反對，引發了政治動盪和政黨輪替（南韓的「燭光百日抗爭」、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台灣到今天，已經為汽車業投注了難以計數的保護成本，讓汽車價格長期維持在國際間2倍以上，品質也普遍較差；但換來的卻是本土汽車業正在完全崩解。其實，世界銀行貿易和發展方面著名的經濟學家Bela Balassa（前世銀副總裁，也是我的指導教授）曾經為文指出，世界銀行經研究後發現，一國若要保護某種產業，關稅保護不要超過中度（15%），保護時間不要超過6年，但台灣對汽車業在超過中度的保護之下（曾高達75%），竟然維持了6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