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環境保護的倡議研究更提出，利用社群性誘因的方式讓社區居民自動參與公共事物，有參與的人在地區中無形會讓沒有參與的人有人際關係上的壓力與責難，因此最後也會選擇主動加入或遵守集體行動。越來越多的學者研究這樣的理論，並成功的證明社區的治理比政府的介入更有效益。我國防治或移除外來種的規劃傾向以金錢收購為誘因，但政府預算往往有限，不可能每年都有充裕的財務預算作為誘補的誘因。或許試圖改變治理方向，朝社區治理方式，以在地草根性的人物的號召，建構一套屬於具有當地特色的治理經驗，可能無形中也可帶動社區的活化，或者日後也可成為活化觀光的特性。
本文試圖以社區治理為理論概念，認為防治外來物種的考量若能透過社區的力量，在社區之中，由具有影響力的人發起，而後再透過教育，由政府適當的提出政策誘因，或藉由科技、新知識的傳遞，進而改變人們對環境保護的認知。以行健村的經驗，運用自然共生方式防治福壽螺，再衍生出新型態的休閒觀光產業。這種重新建構出的耕作技術成為另一種帶動觀光產業的契機，同時也降低了福壽螺對環境及水稻田的傷害。
以金錢為誘因的市場失靈
政府一向習慣以金錢作為誘因，誘使民眾以補抓方式投入移除外來物種的參與工作，這種控制市場失靈的矯正政策往往無法達到成效。部分研究顯示，某種內在的社會價值一旦以市場交易的關係運行，極可能讓原本存在的社會規範崩塌。較有名的研究是1970年代的Titmuss比較英、美兩國的血液供給制度，而後此研究的論點也在2008年被經濟學家Carl Mellstrom 和Magnus Johannesson驗證。
以功利為出發的誘因容易勾起人們的欲望，降低道德感，讓原本良善的風俗習慣因有目地性的誘因而失靈。環境保護的議題牽涉到人類行為中的道德層面，原本應該需要運用道德規範約束人們對環境的濫觴行為，一旦以市場金錢的交易為控管機制，極有可能造成市場失靈。
以台中市政府農業局為例，根據該局的業務報告資料，2017年收購福壽螺63公斤，花費118萬元，每公斤達18730元。比較該區去年第二期農業局收購的數量8800多公斤，花費13萬7000多元，顯然2017年的費用高出許多；防治的預算經費亦被質疑有弊端。這種利用收購方式作為移除外來物種的作法，造成了利益分配不當的結果，也影響人們以金錢衡量要不要投入環境或愛護環境的動機。
行健村有機經驗的反思
行健村的有機栽種先是以小型的方式透過社區居民的觀念漫延影響。初期先由張美女士的號召，一戶接一戶的「推廣」農友接受有機摘培，之後，花蓮農改場介入並輔導農友運用多元共生的自然機制移除水稻田的福壽螺，期初只有一位農友加入，到現在，也讓其他農友在沒有補助金的狀況下繼續投入栽培。2016年，「魚茭共生池」收成的茭白筍每公斤可賣出150元的價格，另外養殖的魚也變成桌上的料理。這種滿足農友在栽植水稻以外的收入，漸漸的達到一定的效果。魚茭池也開放民眾觀察及體驗，除了提供農產品以外的收入，也滿足了環境教育的意義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