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解ISIS在歐洲成功招募年輕人是否是我在自己和朋友生活中所見到這種情況更極端的例子。如果是，為什麼我的朋友是出現在針對小規模犯罪的「打擊犯罪」報告中，而不是在CNN或BBC的恐怖主義報導上？歐洲這些年輕人怎麼會和他們的國家脫節到這樣的地步，讓敵人得以招募他們加入？我們能由其中學到一些有價值的教訓嗎？為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在二○一六年二月前往布魯塞爾，進行和本書有關的研究。
我花了十多年的時間在美加研究接觸暴力犯罪分子、鼓勵衝突的意識形態，和其他反社會影響力的年輕人。巴黎恐襲事件後，我在比利時的這段時間也正是我擴展我的行動之時。具體說來，我努力改善塑造年輕人生活的公共組織，以協助年輕人獲得正面的影響，比如學校、兒童福利機構和警察局，並讓男性以為人父母，導師和青年工作者的身分，更積極參與社群。這種行動的根源，是我由自認為這輩子擺脫不了犯罪人生的文盲高中生到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生和屢獲殊榮律師的歷程。
表面上，人們總認為吸引年輕人的各種暴力團體──幫派、恐怖分子、極端主義者網路、組織更鬆散的罪犯，是截然不同的類別。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如果人們認為種族、宗教、階級或鄰里之間的差異無法協調時，這些暴力團體便會蓬勃發展。我在工作中也發現，為追求歸屬感和兄弟情誼而轉向暴力的年輕人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自我毀滅的年輕人（面對上癮問題或打算自殺的年輕人）和孤立的年輕人也表現出許多這些特徵，他們的舉止並不極端，因此不至於上新聞報導，但他們卻由外界退縮。能夠協助某一群邊緣化年輕男性的技巧和策略，也可以用於其他群組。
本書的動力是我頭一次離開多倫多前往比利時時，加拿大記者納拉．艾耶德（Nahlah Ayed）對我的採訪。我很緊張，因為納拉是世界知名的記者，而我對上電視上還感到陌生。我對大多數問題都回答得相當好──直到她提出最後一個教我措手不及的問題：為什麼是年輕男人？
納拉想了解為什麼像她這樣的記者最後會如此頻繁地報導像我這樣的年輕男性。的確，我們經常出現在新聞頭條上，而且往往都不是因為好的理由。不過訪問那一天，我承受不住這個可能朝許多方向發展的問題，最後我把重點放在年輕人面臨的經濟壓力，並解釋說，如果他們認為自己不能夠養活自己或家人，就可能會遭受創傷，導致極端的思想和行為。
這答案並不妥當──太短，又太簡單，而且我答得結結巴巴。離開電視錄影棚時，我覺得自己很失敗。身為年輕人，我知道年輕人的掙扎和勝利。我在學生時代就以此為主題做了研究。我現在的工作目的是要減輕這些掙扎，並複製這些勝利。我的答案應該要反映這些個人和專業的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