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仙逝，跟余英時絕對不一樣，褒貶立見，我只能說，代溝好深，然而非議李澤厚「告別革命」的人，要麼對中國近現代史還陌生，要麼渴望「未來革命」而不容清算共產黨這場革命，基本上對「革命」這件事情尚很幼稚就是了。李澤厚「圓圈遊戲」之說，到今天已經顯得有點老皇曆了，但是習近平不正在從思想上回到毛澤東、從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從經濟上回到大鍋飯嘛，這麼明顯的一個大圓圈，不是被李澤厚又一次預言到了？他對中國和中共，從來沒有抱過希望，因為他知道中國還是一個農民大國，剛剛吃飽飯。
本文從《屠龍年代》第二章『燥龍』中抽出，亦讓我回想起來，當年那個焦躁的中國，清醒者無幾人，李澤厚恰是其中一個，而中國在專制底下又在釀造焦躁的新一代，天安門還會寧靜多久？
李澤厚，中國知名哲學家，1980年代曾被中國青年人譽為「精神導師」；六四後因批評政府處理的手段一度致使作品被禁，1992年移居美國；歷史學家余英時曾評價李澤厚通過書籍「使得一整代中國青年知識份子，從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中解放了出來」；1995年出版《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為李澤厚與劉再復的對話錄，在學界產生巨大影響。學界對他有兩面意見，有人認為他雖然反對民族主義，但却未脫出「華夷之辨」的框架。2021年11月2日在美近世，享壽91歲。
『如果沒有韋石之變（天京之變）或當時的北伐，太平天國革命本可成功。當滿清皇帝的個人權威還是至高無上的時候，倘使光緒是另外一個人，戊戌變法未嘗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凱都短壽早死，辛亥前後的局面恐怕也將很不一樣。然而即使那樣，在有著數千年封建重壓而又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大地上，要邁進工業化社會和實現富強，也仍將百折千迴，歷盡艱險，決不會那麼一帆風順，筆直平坦的。所以，太平天國盡可揮戈直下北京，但仍脫不掉農民戰爭歷史規律的制約，而終於沒有全力去打，也正是由這一規律所支配，是眼界狹隘，滿足即得勝利，停滯、腐化、分裂、爭權奪利等等封建的東西必然浮現的結果。譚嗣同不去找袁世凱，袁世凱不去告密，情況確乎將有不同，但改良派軟弱無力，最終只好依靠封建勢力，而封建反動派決不會輕易容許變法改良，在新舊勢力懸殊的關鍵時刻，「有維新之名」的政客、軍閥必然背叛，如此等等……。』
多麼迷人的歷史玄機！大概就是這些文字，誘惑我一九八六年去拜訪李澤厚 。那是他在文革後出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記》裡寫的一段文字。八０代的人，常常並不迷戀思想，而是醉心「歷史的重複」，也即李澤厚一再感慨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
在那個時代，我們不是也會這樣問嗎：如果羅斯福派給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不是一個暴躁、尖酸刻薄的人，一九四九年中國或許不會江山變色。一九四七年六月，倘使國軍二十九軍軍長劉勘不是被胡宗南嚴令調開，他就在延安王家灣追上了毛澤東，那麼中國就出不了一個「大救星」了。一九五九年夏天在江西廬山的「美廬」，如果毛澤東那天沒有熬夜，而跟一早來訪的彭德懷見面並懇談，也許「廬山會議」繼續「反冒進」而不是突變為「反右傾」，中國就不會一下子餓死三千六百萬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如果不是林立果用那架「三叉戟」載林彪、如果林豆豆沒有向周恩來報告，則林彪也許不會倉皇出逃，那麼後來的鄧小平及其「改革時代」，連同「天安門學運」、「六四屠殺」、「中國盛世」都將一筆勾銷……。
我當然知道，其實李澤厚並不在乎這些「如果」，他只是為了引出他那句思想史的結論：「歷史的必然總是通過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現的」。這是他的所謂必然與偶然的辯證法。這個必然，在黑格爾是「絕對精神」，在馬克思是「客觀歷史規律」；在李澤厚，則指明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就從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他在稍後出版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又提出中國近現代根本沒有自由主義發展的空間，其緣故都是經濟太落後、社會未發育；總之，「經濟基礎」決定其他。
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
八０代的中國大陸，從思想、文學、藝術、習俗諸方面，皆豔羨西方，是一個思想上「西潮澎湃」、市井裡「港風台雨」斑斕而膚淺的時代。有人梳理學界，以「圈子」界定，李澤厚已被歸入較保守的「中國文化書院」一派，另有「『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和「『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等年輕的新潮派別，銳氣正盛。
但李澤厚「圓圈遊戲」的思想史說法，比其他新潮派更吸引我。大概因為它不太「思想」，更為形象，而且此說涵蓋到八０年代，甚至還會更長遠。他指出，近代史上，農民造反（太平天國）、改良派（戊戌變法）、革命派（辛亥革命），皆未成功，袁世凱復辟，回到封建帝制，是一個圓圈。辛亥革命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強調啟蒙、走出家庭、個性解放，很快被「民族救亡」所壓倒，國共兩黨分別又回到激烈的政治革命，又重複一個圓圈。
更諷刺的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解放」之後，馬克思主義的「集體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集體主義」，否定差別泯滅個性、政治上的家長制、排斥西方等等，實際上變成一場「農民革命」的勝利，封建傳統全面復辟。「四人幫」垮臺後，「人的覺醒」、「全盤西化」、科學民主等呼喊，皆回到「五四」當年，不又是一個更大的圓圈嗎？
他在近代、現代兩部『思想史論』中，已經為我們劃了三個「圓圈」。我這裡不妨再續一圈。七０年代末，鄧小平否定文革、「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未幾便「反精神污染」、「批自由化」，八０年代晚期激出學潮後，乾脆武裝鎮壓，此後高壓維穩、鉗制言論、封鎖網路、特務統治，中國大陸倒退至比「文革」前還要落後的體制。
這當中的種種「圓圈」，大圈套小圈，荒謬驚駭，試列舉如下：
政治上從「廢除終身制」倒退至「八老拍板」、「垂簾聽政」；從「幹部知識化年輕化」倒退至一口氣指定「兩代接班人」、「太子黨」掌權；從廢除「反革命罪」倒退至「秘密羈押」合法化。
在佔有制上，從全民所有制倒退至「權貴資本主義」；從四九年剝奪「一小撮」地主資本家，倒退至兩千年之後剝奪中國十幾億人民；從「解放」前抨擊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文革中毛澤東號召「打倒走資派」，倒退至毛的繼承人「八老」 家族的26個後代（紅色貴族）控制整個中國的經濟命脈……。
若再放大一點視角，這個「圓圈遊戲」，則是從毛澤東的「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倒退至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度」；而陳雲的所謂「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靠得住」，則不僅突破了毛澤東的「黨天下」，也倒退至封建王朝的「家天下」，甚至就是滿清「八旗制度」的「族天下」。
李澤厚強調的「必然性」（經濟基礎），邏輯地延續到世紀末他強調的「經濟為本」、「大家不愁飯吃」、「不要關心政治」（與劉再復對談《告別革命》）。其實，不是連西方政治領袖（如克林頓總統）關於經濟發展必定給中國帶來「民主化」的預言也落空了嗎？整個西方的「現代化論說」，都套不上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之後，竟未能產生一個有政治訴求的「中產階級」，而全國三十萬個「千萬富豪」只占總人口的0.023%，貧富差距從改革初期的4.5：1擴大到12.66：1，基尼係數突破警戒線。「吃飽飯」與「基尼係數」，孰者保守激進？哪個更準確地描述「經濟基礎」？
救亡壓倒啟蒙，石破天驚
李澤厚談起他的學術生涯，才開始眉飛色舞。他說任繼愈是他的恩師，把借書證給他用，一次能借三十本書（學生只能借五本）；有時候還接濟他錢，五塊、十塊的，他寄給長沙的堂妹；「我一生敬重他。」
五五年「肅反」中他挨整一年，卻寫出七篇近代史人物論文，五七年合集交上海出版，「當時哲學所很多人，連文章都沒發表過。」蘇聯漢學家齊赫文斯基有一本關於康有為的書，在序言裡提到「中國年輕的史學家李澤厚」，而他當時只是一個二十八歲的「實習研究員」。儘管他的戊戌人物研究在中國已是最高學術水平，然而1958年召開的「戊戌變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他根本沒有資格參加。五０年代中國史學界，仍是范文瀾、吳玉章這些「解放區來的」史學家的天下。
李澤厚的思想史研究，顯然被限制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框架內，但他達到的那個著名結論「救亡壓倒啟蒙」，在中國大陸史學界則顯然是「石破天驚」。他起步就從康有為、譚嗣同拎出一條線索，真真是激蕩近代中國百年的一個命脈—旅居美國的史學家余英時，也是從康、譚發端，梳理至「五四」以降，提出「中國近代以來的激進化思想」，在學界和民間均影響巨大。另一位旅美思想史家林毓生，從「五四精神」剝離出一個「全盤反傳統思想」，最終也追溯到康、譚。儘管李澤厚的「救亡」，在余英時那裡恰好是「狂飆激進」的淵藪；而他的「啟蒙」，在林毓生那裡偏又正是「反傳統」的肇因。
每次從李澤厚家出來，我跌進北京的暮色裡，蹬著自行車，隨著車流往家趕，卻不免心潮澎湃。我這一代中國人，剛剛經歷了短促的三十年閉關鎖國、饑餓貧窮、運動折騰、冤獄遍地，到八０年代天亮醒來，只覺得七十年前的那個「五四」，猶如一輪日出，乃是現代中國的一個清清亮亮的開端，卻被一撥又一撥軍閥、獨夫、梟雄輪番玷污、遮蔽了！在天蠻地荒之後，五四巨靈們又豈是我們可以望其項背的？這是我們唯一夠（搆）得著的歷史遺產。我們拒絕得了「五四」嗎？
正是從「五四」那裡，穿越七十年時間隧道，神秘地傳來一股感應，八０年代知識份子都開始談起「文化」來，隱隱地又彷彿是一種「救亡」的氛圍。而且，大家都覺得談「文化」正是一種「啟蒙」，啟「封閉」、「落後」、「病弱」之蒙，同時也是「救亡」，救文明之亡、人文之亡、人性之亡；不啟蒙才會「亡」呢！
這大概就是被稱作「思潮」的東西，但要到幾年以後，經歷了那次「文化熱」，以及接踵而來的一場政治流血，我才會明白。1986年，我寫了〈沉思在文明暮色中的哲人——李澤厚剪影〉，發表在《報告文學》雜誌6月號。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