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時代，我們不是也會這樣問嗎：如果羅斯福派給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不是一個暴躁、尖酸刻薄的人，一九四九年中國或許不會江山變色。一九四七年六月，倘使國軍二十九軍軍長劉勘不是被胡宗南嚴令調開，他就在延安王家灣追上了毛澤東，那麼中國就出不了一個「大救星」了。一九五九年夏天在江西廬山的「美廬」，如果毛澤東那天沒有熬夜，而跟一早來訪的彭德懷見面並懇談，也許「廬山會議」繼續「反冒進」而不是突變為「反右傾」，中國就不會一下子餓死三千六百萬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如果不是林立果用那架「三叉戟」載林彪、如果林豆豆沒有向周恩來報告，則林彪也許不會倉皇出逃，那麼後來的鄧小平及其「改革時代」，連同「天安門學運」、「六四屠殺」、「中國盛世」都將一筆勾銷……。
我當然知道，其實李澤厚並不在乎這些「如果」，他只是為了引出他那句思想史的結論：「歷史的必然總是通過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現的」。這是他的所謂必然與偶然的辯證法。這個必然，在黑格爾是「絕對精神」，在馬克思是「客觀歷史規律」；在李澤厚，則指明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就從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他在稍後出版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又提出中國近現代根本沒有自由主義發展的空間，其緣故都是經濟太落後、社會未發育；總之，「經濟基礎」決定其他。
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
八０代的中國大陸，從思想、文學、藝術、習俗諸方面，皆豔羨西方，是一個思想上「西潮澎湃」、市井裡「港風台雨」斑斕而膚淺的時代。有人梳理學界，以「圈子」界定，李澤厚已被歸入較保守的「中國文化書院」一派，另有「『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和「『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等年輕的新潮派別，銳氣正盛。
但李澤厚「圓圈遊戲」的思想史說法，比其他新潮派更吸引我。大概因為它不太「思想」，更為形象，而且此說涵蓋到八０年代，甚至還會更長遠。他指出，近代史上，農民造反（太平天國）、改良派（戊戌變法）、革命派（辛亥革命），皆未成功，袁世凱復辟，回到封建帝制，是一個圓圈。辛亥革命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強調啟蒙、走出家庭、個性解放，很快被「民族救亡」所壓倒，國共兩黨分別又回到激烈的政治革命，又重複一個圓圈。
更諷刺的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解放」之後，馬克思主義的「集體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集體主義」，否定差別泯滅個性、政治上的家長制、排斥西方等等，實際上變成一場「農民革命」的勝利，封建傳統全面復辟。「四人幫」垮臺後，「人的覺醒」、「全盤西化」、科學民主等呼喊，皆回到「五四」當年，不又是一個更大的圓圈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