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這種對所謂百年黨史的歷史主義迷思，幾乎就是19世紀以來曾經統治德國思想界的歷史主義的翻版，如意大利歷史學家卡洛.安東尼所說，是黑格爾所稱"存在就是合理的"庸俗哲學的無限延伸，是"歐洲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動所留下的痕跡"。無論左右何種極權主義，他們所本的歷史主義都是反智的，無視一切個人尊嚴、嘲笑一切人道主義、啟蒙運動和自然法，不是用歷史而是用歷史話語背後的政治強力取代道德良知，也就是機會主義的和反歷史的。
其次，"決議"對"兩個百年"的民族主義和時間差的機會主義論述，幾乎成為修憲之後為領導人連任尋求意識形態支持的唯一借口，也掩蓋了這一決議所標志的兩個重大轉向。第一個轉向，不再堅持任何具體的社會主義的平等目標，而是全面代之以民族主義的"十個堅持"，在不放棄共產黨名號的同時轉型為一個極右的民族主義政黨，這也是江澤民時期"炸館事件"之後的民族主義浪潮以及2012年"915"反日運動的自然結果。
客座評論：新冠肺炎與習近平新型極權
而極端民族主義在經濟層面的體現，不會簡單停留在自力更生、解決卡脖子技術等等口號上，還將體現在一方面對市場經濟、私人部門的保留，另一方面對市場經濟則實行從上而下的指令控制，如同納粹德國的統制經濟形態，並且遲早將正式轉向戰時經濟體制，否則，難以解決市場經濟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政黨之間的矛盾，包括有產階級對私有財富的擔心和工業民族主義發展之間的矛盾。
第二個轉向，則是以確立習近平為全黨核心、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思想的"兩個確立"原則，正式取代了政治局的集體領導體制，不僅形成一個個人獨裁體制，也掩蓋了這一獨裁體制對共和制度的破壞，為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即將轉為事實上的現代君主制鋪平了道路。畢竟，在理論上，領導終身制與否幾乎是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唯一重要差別。對於成立在"五四運動"余波的中共來說，不能不說，百年之後對共和的顛覆不啻為對歷史的莫大嘲弄。
其三，共和的危機對絕大多數中國人，無論是中共黨員還是普通人來說，可能都過於抽象、難以體認，但是，如阿倫特所論述的，"權力出現危機之時，暴力就出現了"，借助最新科技的政治恐怖幾乎是意識形態掛帥的最好伴侶。這對中國人來說，意味著文革時期極權主義運動所帶來的群眾恐怖，但在新極權主義下，第三次歷史決議意味著他們正在從革命的神話走向反革命的暴政。一個無所不在、不受限制的國家暴力已經從過去九年針對公民社會、新疆和香港的不斷鎮壓中成長，變為一個利維坦式的怪物，威脅著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