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太多人對雲譎波詭的政局不理解，要找答案了。長文提供的是不為人知或至少人們沒有長期跟進的背景資料，對局勢突變的原因及前景作解釋。這是電台、電視、報紙都不大能夠滿足的需求，唯雜誌可以做到。
失敗者回憶錄83：批判極左思潮
現在時興短文，網上若有長文，會警告「長文慎入」，但在40多年前，《七十年代》就靠長文吸引讀者，文章越長那一期銷量越高。因為太多人對雲譎波詭的政局不理解，要找答案了。長文提供的是不為人知或至少人們沒有長期跟進的背景資料，對局勢突變的原因及前景作解釋。這是電台、電視、報紙都不大能夠滿足的需求，唯雜誌可以做到。
踏入1977年，人們關注在粉碎四人幫後，中共高層人事有何變化，尤其是1976年被毛江打倒的鄧小平會不會復出。《七十年代》1977年三月號刊登了兩三萬字的「鄧小平的政海浮沉」，講述鄧小平在中共高層的三上三下，他在文革中期復出工作、替代患病的周恩來執掌國務的政績，以及他被文革派攻擊的「三株毒草」「奇談怪論」到底是怎麼回事，他有沒有機會復出、何時復出等等。文章發表四個多月後的7月底，中共召開三中全會，宣告鄧小平復出。我那時從內部文件中看到這篇文章在中共內部的「參考資料」獲轉載。很可能是中共的「回朝派」利用我們的文章，在大陸幹部中為鄧小平復出製造輿論，因為一年前各級幹部還廣泛開展「批鄧」學習，現在忽又大轉彎，恐難適應。這是另一種「外轉內處理」。
那時胡耀邦擔任組織部長，他全面「解放」被打倒的老幹部。整年都是各級老幹部「回朝」和文革新幹部被整肅，天天都有人事變動的消息。與此同時，被文革極左思想浸淫的社會意識也必須從原有觀念跳出來，若仍然將所有毛澤東的話當「聖經」，許多政策就轉不過彎。
《七十年代》在1977年專注於中共上層人事變動，和回朝派與文革派的權爭。我們也注意到在香港和海外，受極左思想熏陶多年的左派，思想觀念仍然轉不過來。我在1977年五月號，以余從哲筆名寫了一篇「四人幫事件後的反省」，對文革時期許多認為不可動搖的觀念提出質疑。比如「緊跟黨中央」，「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毛語錄是絕對真理並動輒以語錄壓人。文章特別提到，「人民畫報」把毛澤東追悼大會上的照片加以塗改，使四人幫在照片中消失，照片顯得虛假和可笑，認為這不是正確對待事實、對待歷史的態度。當時據聞在香港左派工會和學校，對這篇文章頗有抵觸。
1978年齊辛的評論集中批判極左思潮。那一年寫的每篇近兩萬字的文章，有「打破毛澤東永不會錯的神話」，分三期刊登的「中共左傾思潮探索」，都在香港和外國引起討論。中國報壇元老徐鑄成在1980年告訴我，那時在大陸，這些文章也被內部轉登，並扭轉許多人的極左思想。
現在的人恐怕不容易了解那時候左派人士的意識形態。這裡摘要刊登一份幾年前在中國網頁轉刊的1968年文革期間的離婚判決書，或可幫助今天的人們了解當年左派是怎麼想事情的。
最高指示
要鬥私，批修！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
（68）高民監字第177號
申訴人：史德宏，男，38歲，京西XXX幹部。 被申訴人：潘秀蘭，女，35歲，中共湖北省XX地委幹部。
案由：史德宏和潘秀蘭於1952年自主結婚。近幾年來，潘秀蘭的思想起了變化，在婚姻家庭問題上的資產階級思想一度佔了上風。1964年潘秀蘭以沒有感情為理由，要求與史德宏離婚。1965年6月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民法院判決雙方離婚。史德宏不服上訴。1967年11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史德宏向本院申訴。
本院認為：潘秀蘭指「沒有感情」，完全是由於她資產階級思想發展的結果。 這是社會主義婚姻家庭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激烈鬥爭。對資產階級思想必須從各方面進行批判和抵制，決不能讓它自由氾濫，決不能讓它破壞社會主義的婚姻家庭制度。
只要潘秀蘭以「鬥私、批修」為綱，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批判和克服自己在家庭問題上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行為，雙方的婚姻家庭關係是完全能夠改善和鞏固下去的。
北京市兩法院批准離婚的判決書，回避了兩種思想的階級鬥爭，是中國赫魯雪夫的資產階級「唯感情論」的產物。這兩個判決書都是錯誤的，應予撤銷。
本院判決如下：一、撤銷兩個判決書。 二、不准潘秀蘭和史德宏離婚。
1968年6月28日
大陸網民以「太逗了」（太惹笑）來形容。不要覺得可笑，因為歷史是會重複的。當政治干預了司法，到了極致，就會有這樣的法院和這樣的裁決。「人民畫報」在照片上塗掉四人幫也不好笑，去年美國左派不是連《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傑佛遜和國父華盛頓的雕像都要拆除嗎？（原文發佈於11月3日）
失敗者回憶錄84：民主假期
中國在 1978年5月的《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理論上推翻「兩個凡是」，並由這開始了「民主假期」。
有朋友問，「鄧小平的政海浮沉」一文是怎麼來的？是邀稿，還是上面轉交的？當時官媒還在吹捧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呢。我回答說， 「是我與妻子合寫，並以齊辛筆名發表的」。
所謂「兩個凡是」，是指四人幫倒台四個月的1977年2月，《人民日報》社論按當時黨主席華國鋒的意旨，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按此方針，毛提出撤銷鄧小平職務的指示，自然不能違反。《七十年代》率先呼籲鄧小平復出，算是走在中共政治改變的前頭了。
中國報壇元老徐鑄成於1980年來港時同我說，那時期《七十年代》的一連串文章，如劉少奇、彭德懷的平反，對中共建政20年的評價不是右了而是左，是我們在香港首先提出來的，「對國內起了很大推動作用，對鄧小平他們，也起了幫助掃清道路的作用」。他所指的，主要是「中共左傾思潮探索」的三篇長文，三篇文章回顧了中共建政後不斷搞階級鬥爭的左傾歷史，特別提到中共歷來都只是批右傾，而不批左傾，即使批四人幫，也說他們是「形左實右」，表面「左」，實際上「右得不能再右」。這樣的論定就無法正本清源解決左傾思潮問題。
這些文章，都是麗儀起的初稿，再由我修飾完成的。她在中國生活了20年，經歷幾乎所有的政治運動，累積的事實真相一直在腦際盤旋，四人幫倒台使她產生了把見聞思想寫出來的衝動。只不過她的文字功夫稍缺，這點就由我補充了。
除了齊辛發表中國局勢與思潮的評論之外，《七十年代》也繼續廣開言路，刊登許多海外知識人談中國問題的文章，其中特別要提到的是台灣《自由中國》雜誌在美國的主要撰稿人朱養民的長篇大論，他從制度的層面去檢討中國的政局走向。
從1976到1979年，《七十年代》緊盯著中國局勢，針對海內外左派的思想認識，不斷作前導性的分析。雜誌不僅在海外的銷路大增，而且在中國大陸也開始可以訂閱和郵寄進口了。我在這三年也多次到大陸，特別是在北京，看西單民主牆的大字報，同中共高幹和前衛人士談話。
中國在 1978年5月的《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理論上推翻「兩個凡是」，並由這開始了「民主假期」。在那兩三年，《人民日報》發表的調查報告和讀者來信，西單民主牆活潑生動的大字報，文藝雜誌刊登作家揭露現實醜惡的新作品，人大和政協也有揭發弊端的小組討論和大會上的大膽發言。
1978年11月鄧小平會見外賓時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又說，「民主牆」是好事，人民有這個權利。鄧小平的談話，刊在北京各大報上，消息傳到民主牆，大約有七千人從西單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慶祝。
所有這一切，都使人對中國的前景抱有希望。
1979年五月，《七十年代》在中國大陸的訂戶沒有收到雜誌，中國海關給訂戶發出通知，聲稱包括《七十年代》在內的五份香港刊物，「因有有害國內安定團結的違禁內容，不准進口，已按上級規定予以沒收。」
1979年三月，北京公安局以「反革命宣傳鼓動罪」逮捕了民辦刊物《探索》的主要成員魏京生、「人權同盟」主要成員任畹町等，10月16日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西單民主牆也關閉，不能貼大字報了。
這意味著「民主假期」結束了。隨著華國鋒最高領導者的地位被鄧小平取代，鄧的權力趨於鞏固之後，中國的政局也就有了改變。我開始認識到：所有在中國貌似開明的言論，都是為權力鬥爭服務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不是純理論探討，它的目的是要打擊提出「兩個凡是」的華國鋒。當時，我們雜誌認真討論「真理標準」，一方面認同要以實踐作檢驗，另方面也提出真理沒有絕對，實踐也不是唯一標準，天體演化、生命起源、進化論等等都沒有經過實踐，也達成相對的真理。但《七十年代》對真理標準的這種認真討論，不但在中國報刊見不到，而且這種討論恐怕也妨礙了對「兩個凡是」的批判。對掌權者來說，一切都是為了權力，任何有利於鞏固權力的就予以利用，若深入討論會妨礙掌權者利益，就會拋棄。專權政治下的所謂民主，不是目的，而是可供奪權的手段，奪得權力成為新掌權者之後，民主即終結，故稱之為「民主假期」。
對中共海關沒收《七十年代》，我們也作出應有回響，由這裡開始，我們與中共疏離。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