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乃爾大學的資深越南研究學者泰勒（Keith Taylor）該年發表一篇梳理自身對越戰觀點轉變的文章，裡面並談到一則他於一九九○年代親身經歷的小插曲。在當年一場研討會中，泰勒有問題想請教一位曾在南越政府服公職的越裔移民，然這位先生卻要求先確認泰勒的立場：「你覺得我們打這場戰爭有高貴的理由嗎？」泰勒給出他內心深處的答案：「對，我認為是如此。」這位先生疑慮頓消，和他解釋說他遇過的多數美國學者都不尊重他，因為他們認為他在戰爭時選錯陣營。泰勒在文章中憐憫地說，這位先生唯一的罪就是「期望民主」與「相信美國」。該篇評論刊出後，休士頓大學歷史系的左翼學者布贊柯（RobertBuzzanco）表示無法苟同這種論述，選擇公開撰文批評這企圖美化越戰的論述，嚴正重申「越戰是場道德與政治災難」。這場揉合學術與人身攻擊的論辯，當年獲得美國外交史與越南史研究社群高度關注。
然就如同新秀越戰史學者米勒（Edward Millar）評論這場論辯時所言，泰勒與布贊柯的衝突確實該被看作是舊世代的復古新產物，僅是越南史／美國外交史兩學術社群長年不合的又一新表徵，而兩位學者自冷戰視角看待越戰，皆忽略越戰做為不同現代化（modernization）路徑競爭的延伸框架。近二十年的新世代越戰史學者積極將越南史與越戰史置於區域／全球框架重新探討，明瞭同時涉略越南史／美國外交史兩領域的重要性，並積極運用越南文、法文、中文等多語史料，不再如部分越戰世代學者被局限於英語材料裡；這類新世代的越戰史學者被外界統稱為「越南中心」（Vietnam-Centric）陣營。而若要說越南中心陣營的越南史／越戰史研究目前有何集大成的作品，那就是讀者們手裡這本《越南》。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歷史系的高夏教授於二○一六年出版的《越南》，嘗試跳脫越戰世代史學窠臼，同時企圖抗衡越南共產黨對歷史詮釋的壟斷，確實不容易；其價值不能單自文本解讀，還須知悉上述美國越戰史學發展脈絡，才能一窺本書的重要現實意涵。
「聲稱」要還越南人話語權，總比實踐來得簡單。在高夏這本《越南》前有兩例著名嘗試，但都各有缺陷：阮越清二○一六年的《不朽：越南與戰爭的記憶》及布萊德利（Mark Bradley）二○○九年的《戰爭裡的越南》。當紅的南加大越裔教授阮越清因越戰／移民主題小說《同情者》而聞名全美，然其《不朽：越南與戰爭的記憶》一書受限於作者本身的越語能力及專業領域，較像美國亞裔研究／文化研究的作品，對越戰本身的歷史議題反而欠缺該有的深度探討。而儘管芝加哥大學歷史系著名的布萊德利教授在《戰爭裡的越南》一書表示欲開發越南中心歷史詮釋的意圖，然而這本過度仰賴二手英文材料、過度傾向傳統陣營史觀詮釋的專書，最終顯然沒有達標。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的齊諾曼（Peter Zinoman）教授即於書評裡寫道，該書將胡志明貼標籤為「視國族主義為優先的共產黨員」、責怪中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錯誤政策的責任、緩頰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殘酷土改、忽略越南共和國的能動性與主體性，明顯和近來史學研究成果相悖。阮越清與布萊德利的失敗嘗試，明顯地凸顯高夏《越南》的難能可貴，並展現高夏長年鑽研相關主題的深厚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