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幾十年前大替代理論還沒有機會演化為思想病毒，我就在歐洲碰到了它的原型，「傳統歐洲白人對移民人口的社會潛意識恐懼」。
歐洲是一個多民族地區，因為各族群婦女平均生育率不同，歷史長久的原始族群往往擔心後來的新移民，他們有旺盛的再生產能力，一代一代之後，新移民的人口將毫無問題的取代老族群。1990年代初期我來到維也納定居，我算是新移民對一切變化的觀察甚敏感。當時一位跨校的應用數學家好朋友很了解我的思想，有一個週末，他邀請我去他家做客，他安排了一個前戲，參觀他兒子的放學過程。
他兒子那個班，放眼過去大約有20多個學生，我的朋友問我，你看到了嗎，這個班有幾個奧地利的孩子？他的問題不難回答，因為從衣著打扮和頭髮眼睛看得出大部分是土耳其，奧地利的小孩只有5,6人。30年前，甚至更早一點40年前的1980年代，傳統歐洲白人對移民的兩難心態，如果不打開大門歡迎他們，人口和經濟無以為繼；如果他們越來越多，幾代人後，傳統的歐洲主人公地位可能被顛覆。
我十分同情我的數學家朋友，他們奧地利人用自己的納稅金辦教育，受惠的奧地利同胞的比例也許不到30%，而70%以上受惠者是土耳其人。這些受惠的土耳其小孩將來成為奧地利的新主人，想一想鼻子也是酸酸的。可是到了2010年代，我嗅到了大替代理論的宗教和政治的味道，我開始警惕起來。其實當時的一般學者並未注意「大替代」用語的政治暗示，而只討論不同族群不同生育率的未來人口結構狀態。
CSPI（政治伊斯蘭研究中心）在 2016 年發表了一篇《關於伊斯蘭飽和的臨界點》的報告。CSPI 的報告列出兩組國家，第一組為歷史上已經被伊斯蘭化或者曾經面臨被伊斯蘭化的國家包括：埃及、突尼斯、伊朗、伊拉克、西班牙、敘利亞、土耳其、阿爾巴尼亞；第二組為目前正在伊斯蘭化進程中的國家包括：德國、瑞典、法國、比利時、荷蘭、英國。第一組國家如土耳其，在六、七百年前其實是基督教國國家，大概到了17世紀穆斯林人口的比例超過了基督教人口，土耳其由人口而宗教的一系列變化。下圖有兩條S型曲線，黑色的是基督教人口比例的倒S曲線，隨時間發展基督教人口比例不斷下降。紅色的是穆斯林人口比例S曲線，隨時間發展穆斯林人口比例不斷增加。兩條曲線在17世紀死亡交叉。
宗教被認為是最基本的文明，然而近半個世紀以來，宗教被「文明的衝突」大師亨廷頓定義為人類衝突的基本內容，真是錯得離譜！土耳其不是好好地經歷了歷史上的宗教改變嗎，一個國家不同信仰的人口比例變化，為什麼是文明的失落和文明衝突，而不是文明的融合呢？為什麼我們不能提早幾年或幾十年就認清學術的觀點和政治陰謀的區別，為什麼一方面高談闊論後真相時代真相的缺位和遲到，卻毫無行動能力揭發政黨、政客種種見不得人的思想病毒，任他們操弄仇恨和殺人機器呢？根德倫沒有青面獠牙，他就活在我們身邊。
＊作者為系統動力學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