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之家」調查的30個國家中，只有不到半數實行了限制跨行業持有權的法律，防止內容生產和內容分銷受到單一企業操控；9個國家制定了反SLAPP（對公眾參與提策略性訴訟）的法律或先例以保護記者。自2019年起，受調查的30國中，有19國的政府官員甚至增加了他們對獨立媒體、記者和公民社會的攻擊；若是當地政治精英與北京關係密切，媒體揭露和抵制中共及其代理人影響力的能力也會降低，加納、馬來西亞、莫三比克、塞內加爾和科威特的官員就會打壓批判中國的報導。
除了植入內容，有12國的新聞聯合製作涉及中方提供技術支援或協助，換取對報導相當程度的編輯管理。像是羅馬尼亞和肯亞等9個國家中，當地記者或評論員因為發表親北京的文章得到金錢補償或其他禮物；多個總部設於中國的機構均與中共有密切關係，30個接受調查的國家中，有16國簽定或更新合作協議。
不過面對中共的宣傳攻勢，許多國家的記者、學者與民間團體也加以反擊，像是增加透明度、確保多樣化報導以及增加當地對中國的專業知識，許多民主國家也有保障資訊自由和媒體持有權的法律，這些法律有助於確保透明度和使媒體生態免受中共的影響。在30個國家中，有21個國家的記者與媒體專門揭露中共的「大外宣」。即使有27國的媒體繼續發布中國的官方內容，但這些國家也同時出版更多關於中國政治的批判性內容，為讀者提供相對平衡和多樣化的報導。
中國問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報告發布的記者會上表示，北京的努力當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總體來說他們的巨額投資並沒有得到回報。北京的軟實力在歐洲、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台灣等地正在下降，但中國政府似乎並不相信這一點，「大外宣」的行動顯然還會繼續。報告則指出，從台灣、美國、英國和澳洲的例子可以看出，由於較溫和的影響力工程未能達到預期效果，中共最近轉向更激進、更具對抗性或隱密性的策略，預期未來幾年也將擴展到更多國家。
政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兆年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中國對台灣媒體的影響並未達到對中國增加好感的效果，但中國對資訊的操弄讓偏差資訊進入台灣，確實讓台灣社會在政治光譜變得更極化，更矛盾和衝突，對台灣民主的討論與決策品質都有很大的影響。報告也建議了民主國家可以採取的回應措施，包括發展國內有關中國的專業知識、支持調查性新聞、提高媒體所有權的透明度、打擊虛假信息、以及加強對新聞自由的基本保護。報告建議政府應減少限制資訊獲取或與人權原則相衝突的強硬行動，注重與民間社會和媒體建立夥伴關係，確保所有立法和政策都能加強而不是削弱民主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