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蘭有一項農特產：三星蔥。宜蘭人拿它做蔥油餅、餃子、炒肉絲、炒蝦仁等料理。
在一間賣三星蔥餃子的小店裡，幾個台灣少數民族的青年工人正在喝啤酒。黃昏的光線透過小街的電線桿，照在一個原住民青年的額頭上。他赤裸著上身，乾了一杯啤酒，轉頭看著電視說：「明天不知道他會不會再出來投球？」
「還是你孩子最厲害，三振了好幾個。」旁邊一個也裸露著上身的工人模樣的青年說。
原來他們所討論的那個孩子，即是正在轉播的2016年世界盃少年棒球錦標大賽，台灣隊的一個主投手。我們基於棒球的與趣，立即聊了起來。對原住民孩子來說，在教育資源缺乏的山上部落裡，要靠考試升學來拚前途，他們註定是弱勢，唯有體育，是他們的強項，而棒球更是可能的出路。像這個父親，自己在工地裡辛苦做工，卻讓孩子去打世界盃比賽。
那幾位原住民在附近的工地做建築工，夏日炎熱，汗流浹背了一整天，來此喝一杯，不改習慣的脫去上衣，盡興暢飲。議論高興處，那個投手的父親說：「哈哈，你不要看我們原住民族都一樣，最厲害的是哪一族，你知道嗎？」
我一時答不上來。因為千百年來，各族間為了生存而戰鬥，互相攻防殺伐，有許多不為外人道的矛盾，我還是不宜論斷為好。他自豪的說：「告訴你，日本人來的時候，打到最後都打不下來，還用大炮來轟才投降的，是哪一族？」
這樣說我就明白了，答曰：「太魯閣人。」
那一場戰爭，已經是日本統治台灣十九年之後的事了。可見歷史之於人是多麼微妙，一百零二年前的戰爭，一場民族的奮戰悲劇，未曾消逝，變成集體的記憶，又化為後代的認同與尊嚴。即使在遙遠的農村的小店，即使是一個平凡的工人，都會在歷史中尋找自我的認同與尊嚴。
1895年攻台戰役之後，日本殖民總督府為開發山地林野，有效統治花蓮一帶的原住民，與當時太魯閣人發生了一連串戰役，日本連續吃敗仗，台灣總督大怒，視為心頭大患。殖民政府遂構築封鎖太魯閣人的隘勇線，開鑿道路、架設電信設備、敷設輕便車以備軍火運輸，還設臨時病院與救護班。
歷經長期準備，1914年5月17日，由素有「理番總督」之稱的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擔任討伐軍司令，發動大規模攻勢，派出兩萬多名軍警上山，用機關槍、山砲隊掩護軍隊攻打。太魯閣人戰士只有三千人左右，卻奮勇頑抗，利用險峻的山勢地形反撲，以游擊戰不斷突襲，戰勢激烈持續。可惜人數懸殊，太魯閣人的火力與裝備終究不及，最後宣告失敗。
這是二十世紀台灣本島最大的陸上戰役。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於戰線視察中，自斷崖墜落，負傷後送救治，於隔年過世。
戰爭結束後，為了壓制反抗力量，山上的太魯閣人被強迫遷往平地，分散各地居住，無法聯絡起事，受到強勢監控，並進行日本化教育。然而太魯閣人的歷史傳承並未消失。他們一直自認是原住民族中自主性與反抗性最強者，跟泰雅族和塞德克族都不同，發展出自己的文化認同，乃要求正名為太魯閣族，在2004年獲得通過，正式成為台灣第十二個原住民族。
然而，早期移入台灣的原住民族到底有多少一直有不同說法。清朝以歸順與否區分，有「生番」、「熟番」之別。1895年之後，日本學者土田滋是以語言作為主要的判準，將台灣的原住民族分成高山族和平埔族兩大類。前者包括住在台灣山地和東部的九個族群：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鄒族、魯凱族、排灣族、卑南族、阿美族，和達悟族。後者則包括原居於台灣北部和西部平原，現已幾近消失的十個族群：凱達格蘭族、噶瑪蘭族、道卡斯族、巴宰族（巴則海族）、巴布拉族、貓霧捒族、洪雅族、邵族（水沙連）、西拉雅族和猴猴族。
1998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後，開始制定認定辦法。欲達到認定完成，須提出申請，考究其族群存在的證據，以及完成一定數量族人之署名，經核定後，即合法保障該族群的利益和權利。截至2014年5月，已經完成認定十六個族群。
由於台灣是一個島嶼，生存環境狹小競爭。歷來各民族之間為了生存空間而戰鬥不斷。
日本學者伊能嘉矩在一八九七年的調查報告：最初定居在如今名為深澳的凱達格蘭族，因為族群的人口日漸繁衍，土地已不夠養活這麼多人，祖先於是把整個部落分為兩半，取該地的草莖，抽草籤來決定命運。抽得長籤的，可以永久居住在平地曠野；抽得短籤的，就必須入深山狹谷居住。而且一經抽籤，就不能後悔，互相還埋石塊於地下發誓。最後抽得長籤的成為平埔族，抽得短籤的，就成為「生番」或「山番」。
然而，時間推移，平地居住的人口漸增，他們決定擴展生存領域，於是向山地推進。「山番」非常憤怒，認為既然平埔族都已經取得了平地，還不滿足，想侵占山地，仇恨愈結愈深，凡是在山路遇見平埔族，必定仇殺才會甘心，後來就慢慢演變為「馘首」的風俗。
兩族結怨日益擴大之後，漢人逐漸從閩南、廣東一帶移民而來。凱達格蘭人面臨雙重夾擊，上有山番，下有漢人，雙重擠壓。在優勝劣敗的情況下，他們只能選擇一邊。「最後我民族選擇了歸順清廷」。這是口述歷史者給的最後答案。
不僅是凱達格蘭人，生存於台灣北部與西部平原的所有平埔族，最後都沒有脫離這樣的命運，同化於不斷移入開墾的漢人之中。
在漢人的文字裡，最早有關台灣的記錄，見諸於樓鑰所著的《汪大猷行狀》。此書記載了毗舍耶人侵入平湖（現在的澎湖，閩南語音相同），擔任泉州知府的汪大猷因此在乾道七年（1171）派遣軍民到澎湖島。
另一則是見諸於十二世紀末南宋時期趙汝適所寫的《諸蕃志》。時間點是淳熙年間（1174-1189），內容非常有趣。
故事是這樣：在泉州外海有澎湖，澎湖再過去有流求國（今之台灣）與之煙火相望，城邦有溝塹、柵欄三重，並且有流水環繞，種植荊棘為藩籬，觀察月亮的盈虧來判斷時間。流求的旁邊有一個毗舍耶國，當地人沒穿衣服，赤身裸體，乘著可以折疊的輕便竹筏，帶著武器，漂流渡海，入侵泉州。他們沒別的嗜好，就是愛鐵器，舉凡鐵做的東西，包括了鐵鍋鐮刀農具，都要搶去。泉州老百姓眼看不敵，躲入屋子裡，他們也不攻打，而是把門柄上的鐵環當目標，拚命的抽出來帶走。
老百姓知道這個習慣，被追打時，為了拖延時間，就沿路丟湯匙、用具，爭取逃走的時間。連民間籬笆用的鐵線也要拔了帶走。
曾有一隊毗舍耶人碰到帶盔甲的軍隊，雙方打起仗來。毗舍耶人並不取人性命，而是拚命要去取盔甲上的鐵片。結果當然是被打得落花流水，慘遭逮捕。他們珍惜鐵器，以致於所使用的鏢槍，還是用繩子綁著的，丟出去傷了人之後，還要回收再用。
為什麼如此著迷於鐵器？原因當然與毗舍耶人缺乏鐵這種先進的材料有關。有了鐵，就比其他武器厲害多了。
至於毗舍耶國到底在什麼地方？依據學者的研究，大約在今天台灣西海岸的北港一帶。他們可能是平埔族（但也有學者認為是在菲律賓，但距離大陸較遠，故不採此說）。
其後，元世祖忽必烈在攻略日本兩次（第一次為1274年，第二次為1281年）失敗後，於1292年隨著國力伸張，派遣楊祥到「琉球」，試圖招撫。居民不理。成宗於1297年再度派兵琉球（即是今之台灣），設置第一個地方行政機關，「巡檢司」於澎湖，作為台灣經略的一環。汪大浦著的《島夷志略》也記錄：同一時期（約1335-1340年間），居民有一千六百多人，與泉州之間，有商船數十艘頻繁往來，盛行貿易。
這樣看來，元代以後，台灣先住民族與大陸之間，逐漸有了貿易，而台灣也逐漸以較為清晰的面貌，出現在歷史舞臺上。
明代鄭和下西洋的故事，台灣曾有「三保太監」的傳說。不過見諸史載的，只有《明會典》（萬曆十五年成書）記載鄭和的遠征軍曾在赤崁（現在的台灣台南）補給用水。至於台灣雲林北港曾有一間鄭和廟，供奉「鄭府聖侯」神像，則是二百多年前，他們的祖先從廈門的鄭和廟分靈而來。
明朝中葉以後，和台灣比較有關係的，反而是以「倭寇」之名而出現於歷史上的海盜集團。台灣歷史學者戴國煇認為，「倭寇」指的是十三到十六世紀，活躍於日本、朝鮮、中國沿海的海盜和商團的總稱。「倭」指日本沒有疑義，但「寇」就比較複雜，比較像是日本、中國、朝鮮沿海居民的雜牌軍。有商團，有盜匪，有海上交易的漁民等等。
「倭寇」又有前後期之分，前期倭寇指以十四世紀為中心，主要在朝鮮和中國山東沿海騷擾。後期指十五世紀後半到十六世紀，以長江三角洲地帶至華南海域為中心。台灣便是在後期倭寇的活躍時期，成為其補給的基地。當然，要成為基地，勢必要有漢族農民來開墾，才能順利補給各種食米、菜肉之所需，所以福建沿海的農民也開始移居台灣。台灣於是成為打破明朝海禁政策（禁止交通、貿易、漁業等）的一個漏洞，而逐步變成海上貿易的補給站。
顏思齊、鄭芝龍海上貿易集團的崛起，就是一個最好的見證。
＊作者為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有溫度的台灣史》（南方家園）
